1、流览秋雨之后

偶来网上，竟然发现了“秋雨”，流览一过之后的感觉是：原来秋雨还是个文人，且还在凤凰上主持有“秋雨时分”，网上有为他“伸张正义”而办的“秋雨线上”，真是气象万千，人与文双绝的了。如此看来，“秋雨”者也，必然也是“名流”发祥地上海滩上的一个“名流”了。大约也就是因为这个原故吧，凡是有“秋雨”的地方，也就少不了捧角的众兄弟的喝彩和掌声了。而在他们的颂歌之中，也就免不了夹杂著对有异议者的怒骂，其中几乎被“骂”得体无完肤的是一位一生从事文字工作的年逾古稀的金老先生，重点之一是嘲笑他是来自“农村的”，意谓是进城混饭吃的打工仔，以此既贬斥了金先生的“劣等”身份，没有对余秋雨说三道四的资格，也同时显示了贬斥者是祖居城市人的“高贵”的优越感。而放在被攻击次要地位的，才是金先生的“逗秋雨”文章中的某点内容。这不像是文化人之间的争辩，倒是十分像一群打手在围攻一位冒犯了他们主子的不幸者。

此一争论的是非曲直，明眼人一看这阵势就会明白，这其实是在以势压人，而不怎么讲究事情的是非曲直的。这种作法，在文化学术的争论上，是向来行不通的，纵然是借助某种外力，充其量，也只能是得逞于一时。

下面只就护秋雨的人，提出的文革问题，谈谈文革中的一般情况。

其实，参加文革的中心力量（不是领导力量），应该是当时的青少年，对当时社会最有杀伤力，直接造成无数伤亡的也主要是这个时期的青少年。因此，以余秋雨当时只有十九岁而为之辩解与文革没有多大关系，或不曾参与文革的活动，这不仅仅是辩解无力，而是越辩越此地无银三百两，是越抹越黑。十九岁的年纪，正是文革中的中坚中的中坚力量。

之于说参加者中有“顺大流”的，这倒是确确实实的；“逍遥派”终究是极少数。为了自身的安全，绝大多数都是必须要“顺大流”的。但是也不容否认，其中的中坚力量，也就是核心部分，是十分积极主动的，因此，这一部分人的“革命行动”就是创造性地发挥了、升级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暴烈行动”，不说怎么打人杀人，就说某地带头吃校长肉的就是一个女学生，年纪也绝不会超过十九岁。此外，北大的一个叫什么厉或厉什么的经济教授说过，他那个时候就是充满了政治热情，而不是消极“顺大流”的。这也是实话在实说，年轻的时候，都会被一种政治热情所鼓动，为其献身是在所不惜的。之于其中夹杂几个所谓“政治扒手”“变色龙”的，也是在所难免。所以可以说，在余秋雨参加的文革时期，除了“顺大流”的以外，还有两部分并不是消极的去无可奈何的“顺大流”，而是，一部分在政治鼓动中热情地去为之献身；另一部分或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去“极左”或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在精心营造“坚定左派的表现”。精明的余秋雨到底是属于文革中的哪一类的？

为余秋雨辩解的人说，余秋雨在文革中没有做别的，只是参加过编辑教材。这倒使我想起，在文革后期，曾经喧嚣过一时的“教材革命”。当时就有一批专家被组织起来对教材进行了这一场“革命”。由这种革过命的教材，又引发了我所在学校的“教材革命”大辩论。起因是高中的歷史教材“革命”慢了一点。在“陈胜起义”中还保存著原来的口号“诛暴秦”；语文不愧是“政治的晴雨錶”，就是能如影随形“紧跟形势”，把这个口号“革命”成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于是在这个年级，有的学生说语文老师错了，有的学生说歷史老师错了。两位老师都根据自己手中的教本，坚持自己没有讲错，问题就上交到武汉大学歷史系毕业又在歷史研究所工作过一段时间自封为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旗手”的谢骨精书记那里。书记当然是最最“革命”的，毫不犹豫立刻表态，支持了语文上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歷史教师是才分配到这里的年青人，初生牛犊不怕虎，就是坚决不向学生检讨，不承认自己的教本是不“革命”的，要负隅“顽抗到底”。这种发生在文革后期的“教材革命”中的分歧，其性质就不同寻常了，因为是事关政治，这个年青的歷史教师就被当作“辩论”的对象了，以后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也当然会让那些政治敏感的人，要在这上面大捞一把，这位书记当然是当仁不让的，一面迅速上报到县教育革命委员会，申请在全县举办首次“教材革命”的大辩论，于是全县的中学书记校长以上的负责人都参加。这种在书记这方面是热火朝天，而在被辩论对象的一方，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我当时还是在群众监督中的老“黑帮”，眼看这个年青人也要成为政治牺牲品了。就悄悄提醒他，认个错，不要参加这场大辩论。年青人气盛说不怕，拒绝了。我瞭解到辩论已经不可避免时，又对年青人说，明天上午就要开会，如果你需要我帮助，就转告书记说我也想参加辩论。书记听到后，立刻高高兴兴地答应了：引都引不出来的，你竟然要跳出来，这实在是太好了。在一千多人大辩论会上，歷史和语文教师发言以后，“黑帮”坐在麦克风前发言了。既不同意自解放以来的“诛暴秦”，也不同意目前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否认它们后就指出“大楚兴，陈胜王”才真正是陈涉起义的口号，并列举了古今中外政治口号的特点，又用《陈涉世家》中的原文，证明瞭这一特点，在陈涉提出这个口号时的同样存在。参与大辩论的县教委第一把手，赞同了我这一观点，学校书记也自然只能连连点头称是。一场政治辩论变成了学术上的争论。在无声无息中化解了斗争的锋芒，保护了这个年青人。

余秋雨能和语文教材的“革命”，或类似这样的教材“革命”无关？从这种“教材革命”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革命”矛头是对准了周恩来和一批中央领导人的。这种效果，难道也会是周恩来赞许的吗？而最使人惊讶的是，到了2006年的4月央视的主持人讲到农民起义的时候，还继续在肯定陈胜吴广起义的口号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由此也可见那个时候被余秋雨所参加的编辑组“革命”过的教材，给后世造成了多么恶劣和深远的影响。

还有文章“揭发”金老先生是一个“造反派”。时到今日了，还要用这件已经朽烂的武器来吓唬人，来封堵不同意见者的嘴，来企图挑动起行政的干预；由此也可以明白“揭发者”是哪一类货色，是什么样的嘴脸，从而也对他们所辩护的人物和内容，不得不产生怀疑了。这也使我想起巴金、季羡林、聂钳弩、韦君宜等老作家生前对没有清除文革思想遗毒的担忧了。何况文革的后期，曾经在各个单位落实过三个档，即从政治、经济、生活三个方面，肃清造反派，政治上若无问题就会在经济上不可免的有问题，政治经济上若无问题，在生活上也少不了多多少少有点问题。经过好几个月的内查外调，是清理得相当严密和彻底的。文革后又进行过“清除三种人”的整顿，有效的将隐蔽在干部队伍中的造反派完全清除出去。金老先生如果真是现在所揭发的造反派，他岂能成为漏网之鱼？揭发他是什么造反派，又没有说出一点具体的事实，恐怕也是套用文革中的一贯“战法”：不管是实不是实，先把对方的脸抹黑吊到十字架上挂起来再说。这和诬人是“共匪”是同样地恶毒。于今来说，这种“战法”，尤其对金老先生，恐怕不会再产生那个时候的那种效果了。

网上应该容许有不同意见的交流，在交流中都要“摆事实，说道理”，集思广益，即使有“疑义”，也应该是“相与析”，共同得到客观的真实的认识，那种与此背道而驰代之以人身攻击，代之以嘲讽、挖苦、谩骂的作法来独尊自己的一言堂，除了充分显示出这种作法的低劣之外，是起不到保护余秋雨任何作用的。

2、余秋雨决不能认错

决不能认错，并不是说没有错。比如在政治上，一位“秋雨粉丝”网友为之辩护的：“那个年代的过错，很多人都有过，有必要这样穷追猛打，抓住辫子不放吗？”也首先肯定和承认了余秋雨在那个年代是有“过错”的，只是“很多人都有过”，法不责众，当然不能冒天下之大不违去认个错；又比如在知识上，把具有由尖拱券和飞扶壁的挺拔向上所形成的“幽暗神秘”哥特的特点，说成是“通透流畅”，这完全是把意思和气氛搞拧了。但是也别认错，享誉全球的大师呀，岂能在这“能是多大个事？”上认错？再比如把某些字音说错了，如：把“乐（yào）山乐（yào）水”中的“乐（yào）”说为（le）。余辩解说这是“古音新读，是发展”，意思是要用普通话的音去替代“古音”，所以才用（le）替代了 （yào），不但没有错，而且是具有改革开放性的“新读”，岂能去认错？然而在“车水马龙”和“杯水车薪”中，却又不去贯彻“新读”了，而是仍然把“车”说为余所认定“古音”的（ju）。一会儿说要“古音新读”，一会儿又在行动上自打嘴巴否定了“古音新读”，到底是要“古音新读，是发展”的好，还是要古音古读，不是发展的好？回答只能有一个：当余教授“古音新读”的时候，就是“新读”好；当余大师古音古读的时候，当然就是古读好了 。

车，在《说文解字》《说文大字典》《汉语大字典》《康熙字典》中，均注音为（chē），释义也均为“舆轮之总称”，也就是包括 “车水马龙”和“杯水车薪”的“车”在内，都是唸（chē），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中解释得更清楚：“上古的车，除用于运输和旅行以外，还有一种重要的用途，就是用于战争（兵车）”。在这些字典词典和专著里，都注明了只有在象棋“车马炮”中的“车”才唸（ju）。那么，余秋雨和那些专家教授学者们，是根据什么肯定“车水马龙”和“杯水车薪”中的“车”必然是“ju”音？

被余秋雨和那帮教授专家们所认定为“古音”的“车（ju）”，其实也不能算是古音。先秦时期的声母中只有gkh ，还没有jqx；在上古韵母中也没有（ū）和（ǖ），到了中古也只有（ū），依旧没有（ǖ）。汪荣宝先生在《歌戈鱼虞模古读考》结论中的一段话，也可以用来驳斥余秋雨等是在搪塞后学，混淆视听：“唐宋以上，凡歌戈韵 之字皆读（ā）音，不读（o）音；魏晋以上，凡鱼虞模之字亦皆读（ā）音，不读（ū）音或（ǖ）音也”。也就是说，在上古和至少是中古前期的语言中，根本就没有(ju)这个音节。所以说，把“车”说为（jǖ）是错的，认定(ju)是古音，更是大错特错。因为（ju）是从古音中发展演变到今天的普通话中的今音节。

此外还要向余大师请教：把用双手举的力能杠鼎的“杠gāng”，说成只用肩膀负重的“kǎng”，难道也是“新读”？把“成吉思汗”的“汗hán”误说成“hàn”，也是“新读”？，更糟的是，又把形似橄榄的“诃hē子”的“诃”说成了不知所云的（ke），难道这也算是余大师的“古音新读”？别的字音，还有“又读”一说可以遮羞。这“诃”只有一读，，只能算是大师在认半边字了吧？

其实，在语音或字音的问题上，学界早就有一个共识：以社会的约定俗成为准。由社会上的流行、应用情况为准。大家都习惯说“车马炮”的“车”为“ju”，都习惯于说“车水马龙”“杯水车薪”的“车”为“che”，就大可不必故弄玄虚又来一个什么“古音新读”。什么“新读”？只不过是为了糊弄糊弄年轻人，硬撑住“学者”面子强词夺理的遁词罢了。

仅就余秋雨在评点中的表现和对批评的态度，也能看出余秋雨在学养上还欠功夫得很。

虽然，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事，不过，在下还是要奉劝余秋雨：切莫认错，决对不能认错。不然叫自己教授、大师、学者的架子招牌往什么地方挂？还有那些为自己遮掩的一帮教授和专家如何下得了臺，何况这一帮人都还要在社会上，在众目睽睽的文坛上，在拳拳景仰的教育界“发展”下去，所以，此事并非只关系余学者之一人，是千万，不，是万万不能露出丝毫怯懦的。有理可以走遍天下，无理也照样可以横遍天下。钱钟书在《围城》里早就说过：没有知识而能够教书，那才算是艺术家。当然也才算是真有本事！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要绷住，万万不能认错！只要是您说的，没有商量，都是说一不二的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正确！是真理！是没有丝毫掺假掺水的真知识！

但是，也有点希望：对年轻人应该手下留情！身为长者，作为院长、教授，对年轻人只有爱护、培育的责任和义务，应该如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去爱护他们，更应当百倍小心地保护好他们的向上的积极性，挫伤他们的向上积极性就是犯罪；在知识和认识上，应该允许他们有这样那样的不足甚之错误，这也是在他们这个年龄段的权利，对此不要调侃，不要嘲弄，更不能藉以卖弄自己，因为这是在成长中谁也避免不了的。要为青年人铺路，千万不要用青年人来垫路。具体地说，就是不要在有青年人参加的活动中误导青年人，或使青年人难堪，以捞取自己的名利，出自己的风头！这是对以后说的，至于这次，还是劝您：以坚决不认错为好！因为您是余秋雨“大师”“院长”呀！

3、余秋雨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古今中外有起义性质的口号，无一例外都必需具备有下面5个条件：1、必需是在正式起义前已经存在；2、必需是由起义的宣导者组织者提出、研究、决定的；3、必需在起义前採用各种方式向群众进行深入地宣传过；4、必需用语简练、肯定，便利群众接受；5、必需是在起义过程中实施，在起义成功后兑现。

文革前，陈涉起义口号是“除暴秦”。这是郭沫若顺应解放初的政治需要选定的。这个“除暴秦”起义口号，是起义军攻下县城后，由革命的对象即暴秦政权基层的行政人员——三老对革命起义军恭维的话。岂有起义的政治口号请革命对象来制定的道理？完全不符合上述5个条件，所以“除暴秦”不能算是陈涉起义的口号。

文革后期四人帮为了取周总理而代之，召集余秋雨一斑混混搞了一个“教材革命”成立了一个所谓的“教材编写组”对教材发起了“革命”进攻，截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陈涉起义的口号，目的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意在周公。

这句反诘问话，是在陈涉动员群众的讲话结尾时用的。虽然出自陈涉之口，但并不是作为口号提出的。也完全不符合上述的5个条件。

陈涉起义的口号是“大楚兴，陈胜王”。因为：1、是在起义前就有了；2、是由陈涉等人提出、研究、决定的；3、採用鬼神和“夜呼”及将口号塞入鱼腹等方式向群众宣传；4、用语精炼，群众容易掌握和口耳相传；5、在起义过程中坚持这个口号，最后也以此建立了政权。“大楚兴，陈胜王”是完全符合上述5个条件的。

四人帮倒了，帮四人不但没有倒，如余秋雨余眼泪等等依然发红发紫，成了文革政治经济暴发户。他们在文革中所横行无忌的依旧无忌横行。谁也无可奈何！

然而，在心里，要作一个明白人！要作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仅以掌握真文化知识来说，也要清楚地认识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是陈涉起义的口号；陈涉起义的口号是“大楚兴，陈胜王”！

4、要进行文革消毒与思维启蒙

浩劫在时间上结束了。浩劫中形成的思维定式，唯上唯权唯官唯利尔虞我诈的僵化思维模式却依然存在。在社会上还是有“瓦釜雷鸣”在走街串巷招摇撞骗，如“文化大师”"盘古大师"“国际名流”“读尽天下书”之流，仍然沐猴而冠蜂涌登场，摇唇鼓舌欺世惑众，专家学者遍地走，教授名人满天飞。倚门卖笑，插科打浑，形成了“鼓掌文艺”“精华”。“文化建设”势在必行。

诚然，然而，必先对文革思想与行为的消毒，对僵化的定式思维进行启蒙。此必为文革既得利益者余秋雨辈所不容而受阻。

因此，首先要揭开此类“大师”画皮下的真面目，摆脱被植入的荒谬，用自己思维的成果唾弃邪恶与荒诞。当社会对之掩鼻而过时，也就是文化建设开始有成就的时候。故，消毒应自此辈始。是以就话论话批李敖余秋雨始。消毒亦必事半功倍成效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