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丁兵奴自叙

一

一九四六年腊月28日的清晨，天空中的雪花，随着凛冽的寒风，起劲地飞舞着。我赤脚草鞋踏着薄冰挑著空水桶，急匆匆地走向冒着热气的水井：必须趁汲水人少的时候，多挑几担水卖给顾主。当我又俯身在井上，使劲地转动着轳轴，将水桶提升到井口的时候，突然听到几声厲喝：

“不許动！”伴随着几只拉开枪栓顶子弹上膛的声音。

“再逃跑就开枪打死你！”

有六只长枪正对着我。保长带着保丁来抓我的壮丁了。前两次逃脱了。这一次……？

我将水桶拉出井口轻轻放在井沿上，迅速抄起扁担时。几条大汉立即扑了过来，夺下了扁担，紧紧地扭住了我的双臂：

“捆起来！”

我被拖到井台下按翻在雪地上。我拼命地挣扎着咆哮着，就像刚刚挣脱了渔人的手跌落在地上蹦跳翻腾着的鱼。

几个保丁累得气喘吁吁，就是捆不住我。但是我也被几双大手死死抓住无法逃脱。

“要是捆，死也不会跟你们走，如果不捆，我随你们走！”

“你不再逃跑？”保长问我。

“我还能跑得脱吗？”

“好，不要捆了，把他拉起来！——你们几个子弹上膛，他如果逃跑，就乱枪打死他！”

于是，我走在中间，贴身是两个徒手的，前后左右是几条端在手里的步枪。我像一个大官兒一样气概軒昂地走在中间被保护着簇拥进了区公所，关进了黑黝黝的牢房。里面已经有十几个壮丁，是深夜被抓进来的。有的在哭，有的在一声接一声地叹气。以后又陆陆续续抓进来二十几个。有的是在路上抓的，有的是在地里抓的。到了天黑时，已经有四五十个了。这一整天，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墙角处有一只尿桶，却很少有人用。

第二天早晨，牢房门口叢集着一簇穿黑制服的保警。壮丁们挨个儿被推了出去捆了起来。稍有不顺从，立即被拖到院子中央，被乱拳乱脚打得鼻青脸肿嘴里出血，然后在昏昏沉沉中任由保警捆了起来。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才发现，这种捆的方法也是相当科学的：从前一个壮丁的袖筒穿出来的绳子，再顺着我的袖筒穿进去，然后下行穿过裤腰，再斜行向下穿过另一边的裤筒；然后再从下一个壮丁的裤筒穿进，再上行穿过裤腰，再斜向上穿出另一边的袖筒;然后再如法炮制穿进下一个 人的袖筒……。真是既简单便捷，又切实有效。我们这四五十个壮丁，活像穿在柳条上的一串鱼。要任由蒋公中正的政权宰割了。

被枪兵押出区公所，四周立刻响起一片哭声和呼叫声。有的被鞭子驱赶开，有的哭倒在雪地上，有的无声晕倒在一傍。我身前身后的壮丁都在流淌着眼泪，喃喃地叫她们回去好好照顾家人。

我们这凄凄惨惨的一串，所经过之处，人们都早早避开了。途中有两次“方便”，一次是小便，一人要去，一串就得随着集体去；一次是大便，同样都得陪着去褪下裤子撅出屁股。下午被押进了襄阳县（当时的县政府是设在现今的襄城区）政府的牢房。我们到晚了，牢房里已经关满，我们就被关进县大院里的栅笼里。脚下是雪地，其他五面都是胳臂粗的木柱。挡得住里面的人外逃，却挡不住自外面向里灌的寒风和雪花。串绳抽出去了。我们就利用这点自由，将脚下的积雪用脚和手堆放到另一个角落。虽然两天没有吃饭，在巨大的悲痛中，似乎都不知道饿。院子的四角都設有雙崗，哨兵都如臨大敵虎視眈眈地監視著我們這群被獵獲來的會說話牲口的一舉一動。我们相互拥挤在一块，抵禦著冬夜風雪的侵襲，在身心的颤栗中，煎熬着這漫漫的长夜。

被掠獲的非洲黑奴的境遇也不過如此；我們是亞洲的黃奴！

二

到了下半夜，門外就陣陣傳來低低的哭聲，哭的人似乎越過越多，哭聲也越過越大。繼後就有了一次又一次拍門央求開門的聲音，雖然每一次都遭受到了哨兵的怒斥，然而帶著哭聲的央求始終沒有停止過。延續到天微明的時候，風停了，雪也止住了。一個當官兒的從院子深處走到大門邊，不勝其煩地吩咐：

“開門，讓她們進來！”

推著大門涌進來的是五六十歲和三四十歲的媽媽和媳婦們。她們拎著小包，兩眼淒惶地四下張望著，大聲呼喊著自己親人的名字。

“我在這里！”

“我在牢里！”

壮丁们纷纷应和着。

沒有在柵籠裡找到親人的婦女，都被吆喝到牢房门口排队。栅笼外站着的妈妈和媳妇，都雙手緊緊地抓住木柱，有的是四只手紧紧相握着，不住地抽泣著斷斷續續互相囑咐著。老百姓们早就明白：在她们生活的范围里，凡是被抓壯丁出去的，沒有一個能夠好好活著回來。所以都清楚，這一次的相見，是生離，也是死別！

當淡淡的陽光照到院子裡的時候，家屬們全被驅趕出大門。在清除了積雪的院子中間放了兩張條桌和幾把靠背椅。幾個配著武裝帶戴著白手套的官兒，在幾頂禮帽中山裝的躬身敦請下落了座。柵門打開了。我們被一個個推了出去站在條桌前，從傍邊上來兩個戴眼鏡的官兒，先看看牙，再用拳頭敲敲胸脯，再命令脫下褲子前後看看。記下姓名後，就關進另一個房間。

“這是在幹什麼？”我好奇地問身邊一位四十多歲的莊稼漢。

“驗兵。”他輕輕地回答，“是做樣子的，只要被抓來了，沒有一個驗不上的。”

“咿？這一個咋踢在一邊，沒有關進屋裡去？”

“沒有驗上，師管區的不要，看，他佝僂着身子。。。。。。”身邊另一位壯丁插話說。

“要放他回家了。”我替他高興。

“回不了。這是師管區的官兒，為了要縣長孝敬他們找出的理由。”

到了中午，就越驗越快了。當我剛站到條桌前，不等醫官走近，記下了姓名的官兒，向我一擺頭：

“過去吧，完全合格！”

驗完之後，我們又一個個被拇指粗的繩子串在一條繩子上，驗不上的十幾個，最後也都串在我們的這根繩子上。在周圍佈滿槍兵的護衛下，出了縣政府，出了縣城门洞，走下河堤，河邊一溜排開了十几條木船。我們一繩繩地被驅趕上船。正式成了被師管區押送的壯丁，其實是那個政權下的兵奴，比奴隸還要奴隸的奴隸。

上船以后就又抽去了串绳。船头船尾都架着枪口对准船舱内壮丁的机枪。机枪旁边是一群师管区的班长排长连长们，手中的步枪都上了刺刀。然后每个壮丁发一个馒头一块咸菜。要喝水，手伸出船舱就是。然后，连长戴着白手套站到机枪旁向我们训话了：

“我知道，你们都想找机会逃跑。我警告你们，是绝对跑不掉的。凡是从这里逃跑的人，追到你的老家，追到天边，也一定要把你再抓回来。抓回来干什么？还想当壮丁？没门儿了，你没有资格了，凡是从师管区逃跑出去的壮丁，是一律要处于死刑的，是一律要立即就地枪决的。枪决懂不懂？就是吃枪子，就是枪毙，这是上峰的军令！所以，我要奉劝你们，不要妄想逃跑，要老老实实让我们师管区部队，顺顺利利地把你们交给正规部队。到了正规部队以后，你们想怎么逃跑就怎么逃跑，想什么时候逃跑就什么时候逃跑，你们结成伙一起都逃跑掉也行，我们都管不着。但是，在我们师管区，谁要想逃跑，谁就一定要吃枪子，谁就只有死路一条，谁就一准活不成。你们自己要好好掂量掂量我的话！”

我们一个紧贴一个地挤坐在船舱里，挤坐在我身边的，就是我的上绳——那位四十多岁的庄稼汉，他叫邓满仓，妻子给他送来了鞋袜和两套衣服，塞到他手里的钱，他又眼含着泪用力地塞给了妻子。

“她在家里，要养活她妈和两个娃儿，可比我在外当壮丁更苦呵！”现在他一边听连长的训话，一边给我作注解，什么是师管区，什么是正规部队。

“怎么始终没有人来看你？”老邓奇怪地问我。

我告诉他，自己从小就在外面流浪，以后在战时儿童保育院，相当于孤儿院里读了五年小学，以后当学徒，日本鬼子投降后，就又回到毫无温暖的家，依靠挑卖水维持生活。

“你该不是他们检来的吧？”

“我也不知道。”

“咳！也是可怜人。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的，要活着出去，”他压低了声音说，“现在不要逃跑，以后听我的！”

我用力点点头。

开船了，风雪拍打着船篷，水在船底潺潺地流动。大家挤在一块，渐渐都睡着了。

我突然被一阵枪声惊醒。正准备坐起来看个究竟，老邓一把按住了我：

“快躺下，都不要动！”

前后舱口立刻射进来几束手电的光柱：

“谁敢坐起来，就先打死谁！”

全舱是死一般的沉寂。外面的枪声继续一声接一声地响着。

“这是机枪的声音，先是连发，现在是点射。看来这个人没有逃脱，要死的惨了！”老邓似乎是自言自语，又似乎在向我解释这奇怪的枪声。

“肖排长，不要打死他，只要用点射封锁不准他上岸就行了！”是连长的声音。

过了一会，又传来另外一个声音：

“报告连长，逃兵沉下去了！”

“不要让他淹死了，打捞上来！”

于是响起了船桨划动的声音船篙碰击船帮的声音。最后是重物摔在船板上的声音。虽然机枪声停了。我们却感受到了更大的恐怖，在屏息中分辨着船舱外响声传送给我们的可怕的信息。

船继续在黑夜中向前开进。天大亮以后，船都停靠在河中心的沙洲边。我们在枪口的监视中，在风雪下队伍排成凹形，站在齐脚背的浅雪中。在我们面前空地上，便是还有点微微呻吟声的壮丁，他浑身布满了冰渣，仰躺在雪中，似乎已经没有了知觉。离他两丈远的雪地里，放着几条楠竹扁担，都有手掌宽食指厚。营长披着大衣，围着地上的壮丁转了一圈，用皮靴拨了拨他的头，看不出什么反应，鼻子里哼了一声，对连长挑了挑下巴，低沉地说：

“执行！”

他被剥光了衣服，爬在地上。连长抄起楠竹扁担，高高扬起，重重落下，“啪，啪，啪。。。。。。”声音很闷，打最后几下时，连似有似无的呻吟声也没有了。连长打了几个排长打，排长打了十几个班长打。最后他就完全成了煮透的面条，被两个壮丁软塌塌地挂在楠竹扁担上，壮丁们就排成单行纵队，一个个走过去“看看逃跑的下场”。

我们又被驱上船，那一堆烂肉扔在雪地里。我开始变得麻木，没有了悲痛，只有了恐怖。

第二天夜里，又成功的逃脱了两个壮丁。马上前后的船上，此起彼伏地吹响了尖利刺耳的哨声。十几条船都随着哨声靠岸了，从各条船上都有手电光下到岸上，然后就分头越走越远了。船又离岸继续连夜开进。到了中午，两个人竟然被绑了回来。又是选在一个孤沙洲上，又是被剥光了衣服按在雪地上。又是当官儿的轮流打。然而只把其中的一个捶成了肉泥。另外的一个被活活吊上了桅杆，在行船的风雪中，像一个钟摆一样地在空中左右晃动着。开始还在一声一声地求饶，以后就没有了声音。第二天傍晚的时候，躯体突然离开了头颅，趺落到河里。最后连在脖子上的头颅，也被刺刀挑出了绳套扔到河里去了。

每天只吃一次饭，每次都是只发拳头大的一个馒头。人人都疲软瘦弱，走路都止不住踉跄。老邓也不再谈他的逃跑计划了：

“就是放我逃跑也不干，那是白白送死！”

师管区对我们的警戒也略微有点放松。在如此昏昏沉沉的生活中过了多少日日夜夜？不知道。只是感觉到天气渐渐变暖和了，又渐渐变炎热了。突然有一天的中午，我们的船队又靠岸停下了。几挺机枪和许多映着太阳闪着寒光的刺刀，沿河布了弧形包围圈后，让我们下河洗澡，但是，不准潜水，不准游泳，一律要站在齐胸的河水中洗，否则就开枪射杀。不过，能够让我们洗一个澡，终究是一个德政！每个还活着受此恩惠的壮丁，瘦削的脸颊上都由于兴奋而泛出了微微的红晕。紧接着，班长送来了剃头刀，也传来了营长的命令：互相剃头，只准剃一半，另外一半留着。一个钟头后集合检查，违抗者打二十扁担。都没有学过剃头，为了不挨那二十要命的扁担，大家都互相咬牙忍着巨痛，坚持剃下去。我给老邓剃，第一刀就拉出了一条血口子，手不住地颤抖，再也无法剃第二刀。后来还是三十多岁的王光明，在又留下两条血卬子后，才剃完了半个脑袋上的头发。王光明给我剃的时候，老邓抓了两把河沙，使劲地在我半个脑袋瓜子上揉搓着：

“小兄弟，忍着点，好在只叫剃半个脑袋，一会儿就疼完了；那二十扁担，你挨不起，不等打够数，你的小命就没了。”

“你放心，我现在的手艺已经练出来了，不会怎么疼的。你是我们中间唯一的小秀才，我更要小心侍候。”王光明一面说一面举着剃刀，等我把脑袋伸过去。

也许是河沙把脑袋上的感觉揉搓得麻木了，虽然也留下了三条血口子，却真的不怎么痛。

我们干干净净地站在骄阳下，让营长率领着连长排长班长们检查。然后是营长带着稀有的满意的笑容训话：

“你们知道这剃的是什么头？它叫阴阳头，又叫八卦头，一边黒，一边白。是阴阳调和保你们个个平安的头。是为了你们生命的安全才这样剃的。不过，再过两个小时后，我们经过武汉城市的街道时，你们不要有逃跑的念头；留着这样的发型，老远就认得出来，被抓回来，你的小命就完了。那是你们自找的，阴阳头就保不了你们的平安了。”

我们第一次八个人围蹲成一席，中间放了一盆青菜，第一次吃到了大米干饭。我只吃到了开头的一碗。老邓抢到了第二碗，王光明也抢到第二碗，硬生生地拨给了我一半。

饭后，身上也多了一些力气。我们在机枪步枪的护卫下，走过了冷清的街，也走过了繁华的街。这些街道，都像皇帝出行清道后的样子，大街上没有一个行人，屋檐下虽然也稀稀落落有市民观看，脸上却都露出了几份惊恐和不安。

我们是被恐怖麻木了，社会也是被恐怖麻木了。

没有国家管我们的死活，我们已经没有了国家；民族也不过问我们的生死，我们已经不属于民族；一切的宗教和社会团体都不屑视我们为同类。我们不如一条狗一只猫。我们的真实处境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三

我们被押进了一条东西向的小巷，进了坐南向北的一个石门，门内两侧是传达室，在传达室门前已经各自架好了插上弹匣的两挺轻机枪，旁边是端着上了刺刀中正步枪的班长们。进了石门经过传达室向前走几步，再上几级台阶，再走几步后经过一个天井，便进入铺有稻草的房间。

“面对面站好，互相挨紧不准留空！来，这里还能再塞进一个！”排长班长都在忙着加塞。

“坐下！”

我们都坐在稻草上。以后也就在原地躺下睡觉，四个人合盖一条被子。睡下后，我的腿当然要架在对面人的身上；对面人的腿自然也只能架在我的身上。如果侧睡，就要好受一些，虽然身前身后都少不了腿和浓烈的臭脚气味。无论如何，比在船上要舒服得多了。两边房间里和楼上的房间里，都是这种情况。

这以后的饭，就由每天一个馒头，改为每天两餐照得出人影的稀饭。饭里除了发霉的米，还有老鼠屎、小石子、小土块、烂棉絮、沙粒、米蛆、死苍蝇。好在都是不用牙齿的“喝”饭，顾不上挑剔这些，一听到“开动”的口令，只听见阵阵“呼呼呼”的声音。谁“呼”得快，谁就可以喝到第二碗，甚至是第三碗。我还是保持着只吃开头的第一碗。那种疯狂的轰上前，菌集在饭桶四周，拼命的互相拥挤着推搡着，生性见了就退让。有天下午抢饭的时候，前面的一位被身后的一掀，上半身已经探在饭桶里挖饭，重心完全前倾，一下子便栽在滚烫的稀饭里，来不及哼一声就不能动了。抢饭的壮丁一哄而散。四周警戒的师管区部队也不立刻过来抢救。等到从稀饭桶里拔出来，用水冲去阴阳头上脖子上的稀饭，已经面目全非，没有了呼吸。以后被扔到乱葬岗，被野狗吃掉了。

上午下午都要出操，也不过是立正稍息和队形变换，每次出操总少不了有人被拳打脚踢。

最难受的是夜晚要大小便的时刻。先躺着不能动身子，头也不准抬起来张望，否则就以企图逃跑论罪。先喊：

“报告”

“干什么？”

“尿尿！”

“等一会儿！”

等了一会儿，另外一个壮丁又大声：

“报告！”

“什么事？”

“拉屎！”

“等一会儿！”

“报告！尿憋不住了！”带着哭声。

“使劲憋！”

接着报告的声音就此起彼伏多了起来。

“要解大小便的都起来排队！”

壮丁们纷纷一跃而起，慌忙在天井里排好队，清点人数后，一路纵队被刺刀押向厕所。有的在排队的时候就解开了裤子，更多的是边走边解裤子。进了厕所就慌忙抢占坑位。正稀溜滑喇不到半分钟的时间，班长就拿着铁通条在壮丁头顶上晃动：

“起来起来！出去排队！”

我是宁愿挨两下，也要排完。幸好，每次总有老邓在身边替我求情延宕着时间。

过了半月，壮丁们都要写信回家报个平安。我就自然成了他们的代言人。为了写好信，我总要了解了解他们家里还有几个人，靠什么生活，嘱咐家人什么话。既要使家里亲人得到安慰，也要使壮丁们尽量充分表达出自己的心意。写了后，我必须唸给他们听，再依照他们的意思进行增添和修改。壮丁们都相当满意，说是比外面写字的先生还能写出他们的心情。

我没有给自己写，因为没有人会真的挂念我。

四

老邓和王光明悄悄告诉我，他们正在策划一场壮丁的暴动。

他们说武汉的西面就是飞机场，越过飞机场就是农村。只要能够冲出武汉越过飞机场，壮丁们就都能逃跑掉。准备到下半夜两点就开始动手，先分头上去缴了师管区的枪，只杀死营长和连长，排长班长都捆起来算了。然后就和别处的壮丁联合一起冲了出去。

听了以后，我也兴奋起来，便问老邓：

“这里离飞机场有多远？”老邓摇摇头。

“你们听过飞机响吗？”王光明想了想也随在老邓后面摇摇头。

“我也没有听到过飞机响。由此判断，飞机场离我们这里有相当的距离，很可能要穿过很多条街道才能冲出武汉。。。。。。”我立刻觉察到了危险。

“我们这条小巷的两头都有师管区的部队把守着。他们既使阻止不住我们，也会很快通知其他的部队拦截我们。农村的没有被抓壮丁的家很少，因此逃跑进农村就会受到同情和掩护；但是城市被抓壮丁的几乎没有，他们会不怕受牵连来掩护我们吗？恐怕问个路都很艰难。道路不熟，又不能很快逃进农村，逮捕我们的部队又比我们路熟。。。。。恐怕能逃脱的很少，死的却会很多。”

我们三个都沉默不语了。过了一会儿，老邓对王光明说：

“由我负责通知别个壮丁队，取消这个打算。以后再想别的办法。你向本队的人说明一下。小兄弟，”老邓面向我说，“这事你想得周到，以后你还是假装成什么也不知道，平日在当官儿们的面前，要假装的十分害怕他们。免得他们整你。”

又到北风吹来，零星的雪花在空中漫舞的时候，我们将被押上火车，开往陕西。于是，新的暴动计划出来了：发车后等到夜晚，各车皮里的人听到老邓三声枪响，就解决各车上师管区的武装，除了杀掉营长连长外，都饶他们一命。老邓和王光明负责夺取所在车皮的枪支。成功后都跳车逃跑进入路边的农村。想回家的就回家。回家呆不住的就跟老邓一同上山当土匪去。

第二天壮丁们一批批被押上火车，轮到我们这个班上车时，却突然被拆开分装进两个车皮，老邓和王光明十八个人，被分在后面的闷子车的车皮里。

我所在的车皮，戒备十分严紧：车皮的一端放有连长的行军床，床前是一张条桌，桌上架着上了子弹梭子的轻机枪，机枪边是手持上了刺刀步枪的排长和班长们。车皮的四角都设有双岗，在闷子车的出气孔处，也有两把刺刀守着。连长在声严色厉的下着命令：

“不准抬头观望，不准交头接耳，不准站起身来，否则，立即枪毙！”

我们个个将头低垂在胸前，是一直保持着这个难受的姿势。昏昏沉沉到了下半夜。猛然被后面连续不断的机枪声惊醒。连长握着机枪托厉声叫喊：

“头都低下去，头都低下去！不准动，不准说话！”车皮里又恢复了死一样的沉寂。后面的机枪还在打着连发。火车却放慢了速度，，不一会儿，车速又加快了。

天亮以后，火车停在河南的一个车站。列队清点人数的时候，我所在的斑只剰下短短的一小节儿，和老邓在一个车皮的十八个人全部逃脱。深夜下车追赶的排长班长们回来说，火车路边，没有发现一个被机枪打伤的人，连一点血迹都没有。

其他的车皮没有听到三声枪响，在阵阵机枪声中，也没有行动了。

以后才知道，有一个壮丁听说这个消息后，立刻向师管区汇报了。问到有哪些人参加，计划的详细内容，他就完全不知道了。只知道通知他的老邓是在哪一个斑上。原答应这个壮丁到了西安，就放他回家。到了交兵的时候，他却和我们一同被交到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当兵了。有人准备惩罚他，最后还是被大家劝住了：同是天涯沦落人，他家里还有人在盼望着哩，算了吧，以后大家就都没有找过他的麻烦。

五

一队队留着阴阳头的壮丁，在机枪步枪刺刀的押送下，在大雪纷飞中，皮包骨头瘦骨伶仃地走进了西安的城门洞，再向前走几十步后向右拐，进了门口有岗亭的大门。里面是宽阔的院子，院子四周环绕着一圈两层楼的建筑，环绕楼房的是高高的围墙，围墙上面架设有铁丝网和电灯。

“你们这几个随那个斑，也从这个木梯爬到楼上去！”排长用鞭子指着楼上。那个班正一个接着一个地往上爬。

这是一个独立两层小楼。在它侧边十几步远的地方就是一个岗亭。显然这是关押重要犯人的地方。

“我们就住在楼下吧，我泻肚，上厕所方便。”我可怜巴巴地央求。

“放屁！你们几个给老子小心点，别再打冤枉主意。你们与逃跑掉的那十八个都是同伙，以为老子们不晓得。要不是为了凑齐交兵的数目，老子早就一个个活埋了你们！”排长气愤愤地说。

我们这十几个人，随在那个班三十几人的后面爬上木梯。楼里面避风的地方已经住满了，我们只能紧挤在楼梯口旁的一块小地方。风搅着雪团向里面灌。虽然同伴侭量向里面挤了又挤，最后上楼的我，还是在楼口边上。身下的稻草原本就薄，四人合盖的被子，半夜里又被里面梦中的伙伴滾在身上。等我冻醒过来，就感觉到头痛，浑身发软。

天亮后，我就坐不起来了。

“都下来吃饭去！”隐隐听到楼下排长的喊叫。

晃惚中知道人们都从我身边下去了。我又迷迷忽忽地睡着了。

这一天，我没有吃饭。第二天也不知是怎样就天黑了的。以后同伴告诉我，到了第三天，排长带了两个班长上来了。掀开被子，向我身上踢了踢，见没有反应，摇了摇头说：

“拖下去！”

“送到什么地方？”两个班长各抓住我的一只脚脖问。

“扔到城外喂狗！”

两个班长攥住我的脚脖拖到楼梯口，正要向楼下掀的时候，十几个同伴突然明白了，一下子同时扑了上来，有的扑下身来，要把我拖回来，有的递过来被子，把我严严的裹起来，其他的都跪在排长面前乞求：

“排长，求你高抬贵手，饶他一命吧！他还是个孩子哩！”

“你们不怕他死在你们中间？”

“不会的，排长！我们会用老家的办法治好他的！”

“好吧，明天这个时候，他还是这个样子，就一定要拖出去的！”

同伴们把我抬到里面，用他们随身带的缝衣针，先在我的前胸后背的几处揪起皮肤挑刺，再用手掌推后背到发红发紫，然后再从后颈到前额挑刺。到这个时候，我才开始有了一点反应。为了发汗，王光明脱下他未过门媳妇给他织的红色棉线毛衣给班长，只求换来一碗热薑汤给我喝。最后再用所有的被子盖在我身上，要我发汗。随后十几个人就围坐在我的四周。

“热，热的很！被子揭开！”我在里面喊。

“你把手伸出来，看看掌心上出汗没有。”是王光明的声音。

“好！”我顺从地把手伸出了被子。

王光明摸了摸我的掌心：

“有汗是有汗，就是还不算透。再等一会儿。”

我的手被送进被子。过了一会，察看到掌心全是汗后，身上的被子才一层一层地逐渐揭开。他们为我擦净了身上的汗，换上他们从身上脱下来带着体温的一套干衣服。我，全好了！我，又能活下去了！

我怀着感激，流着热泪，要一个一个地给他们叩头。都被他们拦住了。

“我们还等着你给我们写家信哩！”

第三天，又到了吃上午饭的时候，我的头上被王光明緾上了一条毛巾，轻松地爬下木梯，在刺刀的护卫中，和壮丁们一同蹲在院子里吃饭。排长走到我身后，踢踢我的屁股说：

“算你狗命大，竟然活过来了！”

患难之交见真情，我永远怀念感激这些一字不识的文盲恩人！几十年后的文革中，也是一些平日交好的知识分子朋友，就是他们为我制造出种种的谣言和苦难，坚持要把我送向刑场枪毙。在他们身上，知识竟成了罪恶！我永远感激和怀念我的文盲难友！

六

大约过了两三个月后，我们盼望的交兵日子终于来临了。

残冬的太阳，虽然还不能融化尽积雪，照在我们虚弱的身上，却感觉到了少有的亲切和温暖。壮丁们一列列排开，站在尚剰有星星点点雪块的湿地上。正规部队的军官们，也都是个个戴着白手套，穿着马靴，在师管区营长的前导下，一列列地审视着这些即将是自己部下的壮丁。他面部表情严肃地扫视着，不经意地听着身边师管区营长的辩解。偶而他会停下来，举起拳头试着推推看来较为强壮的壮丁，然而这个壮丁憋足气也还是要向身后踉跄两步，当巡视到身后，另外的接兵军官，横腿碰一下壮丁的小腿肚，就会卟嗵一声跪了下去。

接兵的官，对我们壮丁的如此体质，是个个都摇头。

然而，几个接兵的军官在师管区的官儿陪同下走了；另外一批接兵的留了下来。随着他们的口令，我们开进了正规部队的军营。开始成为国民党胡宗南的部下，成了名副其实的正规部队的兵。具体到我来说，则是在文革中，被我尊敬的知识分子同行，认定我是受国民党中央情报局特派假扮壮丁到西北刺探延安情报的大特务！

七

徒手操进行了四五天，我们就被武装起来：一只中正式步枪，一柄长长的刺刀，装有两百发子弹的子弹袋，装有四颗手榴弹的弹袋。换上了黄棉军装，向班长学会了打绑腿。

伙食有了大大的改善：照样是每天两餐，每餐是半斤馒头，再不会有抢饭的了，菜里面有了油盐，隔几天还能吃到肉。我们的身体逐渐得到恢复，体质明显好转。随之而来的是训练任务的加重，白天练习瞄准和刺杀，夜晚就练习紧急集合和夜战。我们很快变成可以以战的部队。

但是在我们中间，仍然有些人在逃跑，没有逃跑的也在时时准备着逃跑。虽然有更为酷烈的刑罚，却依然遏制不住。

有一天夜晚，突然紧急集合。在练刺杀绑草人的木桩上却绑了一个活人。他被剥光了衣服，夹着呻吟一声声地求饶。

“你们都看见了，这就是昨天逃跑的那个兵，现在被抓回来了。他应该受到惩罚！”连长抓过身边班长的枪，哗的一声推上子弹，举枪就扣扳机。枪响过后，桩上的人还活着。连长仰起枪口笑着说：

“这样死，太便宜他了。”连长直到班长面前，刷地一声拨出班长腰间的刺刀，咔地一声装在枪口上，走近逃兵，闪电般的来了一个前进突刺。逃兵一声声惨叫“妈呀！妈呀！”

“你们接着来！”连长转身把带着热血刺刀的枪抛向排长。于是三个排长刺后，几个班长接着上。最后这个逃兵就成了一块挂在木桩上的烂肉。

以后还是有人逃跑。一次抓回来两个。太阳落山的时候，全营集合，把两个逃兵推进挖好的坑里活埋。陕西的老乡闻讯跑来了一群又一群，大多是老奶奶和中年的妇女，跪在营长面前，不住地叩头作揖说：

“放了这俩娃吧，放了这俩娃吧！”

可是，还是活埋了。

更惨的一次是在半山上，为了避开陕西老乡们，天没有亮，队伍就集合完毕。营长训过话，天也就亮了。这时候大家才看清楚，在五六十米的远处，一个兵的下半截身子被埋在土里。

营长向身边的连长说：

“开始吧！”是我们连的连长，他提枪就响。那个逃兵的半个脑瓜被打飞了，剰下的半个脑袋上有红的血和白的脑髓。要我们排成单行纵队贴身走过这个惨死者，为的是以儆效尤。

八

在一年多以后，我和三个班长结伴逃跑了。是在从陕西韩城向北开进的路途中。

当晚住在一个高原上，从两边隔着深谷同样是高原上的号声判断，同时向北开进的部队不少，即将在前面发生的必然是一场恶战。我们四个人决定逃跑。

凌晨四点多时，三个班长在前，我在离他们四十多米处的后面作掩护。当我跑了五六十米后，却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天快亮的时候，也是天最黑的时候，因此也辨认不出应该跑的方向。我焦急地爬在坆包后面。以后才知道，前面的三个班长也正在争论，两个班长不愿意等我要继续跑；小炮班的韩班长反对，就立马摸回来，一面跑一面轻声喊我。刚跑过坆包，就看见从后面远处射来几束手电光柱。国民党部队里专用的手电，都是装四节电池的特长手电，在黑夜里就像探照灯一样，几只手电同时照住一个目标，那就很难逃脱了。

“在前面，在前面，抓住他们！”是连长的高嗓门。

“站住，站住！”是排长的叫喊。

我们拼命地奔跑，身影长长的投放在前面，子弹相当密集，啾啾啾地掠过头顶和耳边。身影在逐渐缩短，追兵在逐渐接近。我跑到原边，望着深谷却看不到下去的路。

“跳吧，我先跳！”韩在身后一把拽住我说：

“不要跳，这里有路，随我来！”

我们三个人随在他的后面没入了下面的灌木丛。一会儿是顺着山坡往下滾，一会儿是坐着向下溜。淌过了谷底的小河，爬上对面高原的山坡。连长们还站在身后另一高原边上，一面向山谷中和高原这边用机枪射击，一面向山谷灌木丛里扔进几颗手榴弹后撤回去了。

在微明的时候，我们悄悄爬上了这个高原的芝蔴地里。天大亮以后才等来一位用锄头在身后挑着一只糞筐的老爷子走过来。为了不要吓跑了他。韩独个儿匍伏到路边上。

“老乡，你不要怕，我是队伍上逃下来的。请问你这原上还有队伍吗？”

“没嘞，昨晚上驻扎的有，天不亮都开拔嘞。”

“有没有留守的？”

“没有没有，全走嘞。”

我们都松了一口气。老乡引我们进了村头的一间空房，又从村子里面送来了馒头和便衣。

我们放心吃饱以后换上了便衣，告别了老乡，踏上了逃向西安的险途。

一路险阻逃奔至西安

一

他们三个要回家，必须要经过西安；我并没有他们那样的家，只是别无可去之处，也就自然习惯性的要向所熟悉的出生地方向走，也必然要经过西安。西安就成了我们四个人眼下的目的地。出发地是陕西韩城以北的什么地方？不清楚。只知道从这里按照来的路走，可以到西安是不错的。

为了躲避追捕，我们是昼伏夜行，避开大路走小路，天将亮时，钻进离村庄远一点的麦稭垛睡觉。黄昏时分钻了出来，寻找村边上的窰洞，向陕西老乡要点饭吃。陕西老乡们都很慷慨，立刻会引我们到僻静的窑洞里，马上就端来了馒头、开水、辣椒油，让我们吃饱。然后嘱咐我们过河不要从桥上走，桥上有抓逃兵的。可以从何处浅水的地方淌过去；在小路或山口的什么地方，有保甲长设的拦截逃兵的卡子，走什么地方可以绕过去。我们就是这样安全又顺利地走过一个山原又一个山原。途中要翻越一座大山，此山除了一条公路可以通过外。别无小道可以绕过。老乡还告诉我们，山口上有堵截逃兵的卡子，盘查很严；但是不敢盘查汽车。

他们三个商量了一下，决定把穿在里面的军衣套到便衣上，军容整齐地扒汽车闯过去。韩就细心地教我扒车的方法：

“扒车的时候要果敢，不然，我们都上了车，你没有扒上去，丢下你孤单一个，就很危险了！”

他们都是有多次逃跑经验的老兵，我当然要完全记住韩教我的扒车方法。如果真的扒不上车，只剰下我一个，后果就惨了。

这个夜里，没有月亮，天空深处只有几颗星星在隐隐闪烁。我们摸到坡度较陡又是一个急转弯处的路边匍伏下来。一辆货车喘着气缓慢地小心翼翼地爬上来了。当车尾快接近我们的时候，韩向我大喊一声：

“上！”

我立刻和他们一同窜上公路，再一跃，双手攀住车的后面车板，拿出在部队上练就的上单枉和翻越障碍的本领，轻轻易易地就站在车箱里了。

二

站稳后，才影影绰绰看到车的前半部有好几个人，我们站的车尾部分是摞起来的大木箱子。车顶是布棚。挨着车头的地方，有人先用手电在我们几个人的身上照来照去。然后就听见那里嘀咕了几句后，就有人用手电照着脚下向我们走了过来。

“我们这是送军属到后方留守处的军车，不能随便让扒车的！”他站在我们面前强硬地说。意思是要我们立即下车。

此时的汽车已经过了山口，速度加快了。

“我们也是奉命到后方办事的，任务紧急，不得不搭一段路！”一班长上前一步和他搭话，趁他不备，擘手夺过他的手电，一面向他和车前面的几个人照去，一面笑着说：

“我知道你是哪一个部分的，现在你所属的那个部队，可能在明天上午或是下午，就会和共军接上火。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你是什么职务？军需吧？”

“是是，少尉军需。你是。。。。。。？”

“你不是看过了吗？我们几个军衣上什么符号都没有，是要保密的，等完成任务后再对你说行吗？”说罢就把手电的光柱停在几只木箱上面。

“岂敢，岂敢！只是随便问问。”

汽车下了山行驶在平路上，耳边只听见呼呼的风响。

韩轻轻对我说：

在车前面帆布行军床上半躺的女人，肯定是这个军需上级的太太。我们面前的这几个大箱子里面，很可能是军火。是运到后方去卖的。你不信？你掂掂，你一定掂不动。”

我先只稍微用点力气，果然掂不动。再用上全身力气，好家伙，竟然也是纹丝不动！朦胧中，这几只大木箱，长约两米，宽约八十公分。

“里面装的多半是机枪手枪或是小炮一类的。”

“那几个一直盯着我们的徒手兵呢？”

“一定是那个太太的卫兵，也是负责运送这几只木箱的。你没有注意， 从我们上来以后，他们的右手一直放在衣袋里面，握在手里的一定是短家伙。”

迎着车头的远方，逐渐亮了起来，由鱼肚白渐渐泛出了缕缕浅红。天是大亮了。

那位太太一定也注意我们很久了，微笑着让军需点着唇间的烟，又瞟了我们一眼，向军需点了点头。

军需含着笑向我们走了过来。

“我们太太说，如果你们愿意随我们到西安的公錧里做事，太太答应给你们发上士班长的津贴。怎么样？和我们一起走？”

我们几个都愕然。这太太明显地看出了我们几个是逃兵。我们互相望望，一时答不上话来。

“谢谢太太的美意，”韩开了口，“不过，让我们商量商量再作回答行吗？”

“可以可以，你们商量吧。”军需退了回去回复太太。

我同意去，理由是只要不是上前方打仗就行。三位班长说我太不懂事。一班长说：

“太太公錧里是用不上我们这些人的。要收容我们只有两个可能：一是帮他们卖军火，出了事就用我们的命去顶；二是设套，把我们交给抓逃兵的人，他们领赏。不管是哪一条，都是凶多吉少。我们还是早点下车离开他们为好。这个太太，不是一般的女人。”

此时的汽车行驶的既平衡又非常轻快，车轮下发出了均匀的唦唦声。这是到咸阳去的石板路。是当时西北有名的示范公路。

要我想条理由要司机停车。我想了想就向车前高喊：

“停车，我要下去解溲！”

“忍一会儿，很快就到了！”

“不行，我憋不住了！”军需望了我一眼，不再理我了。

“再不停车，我就屙在车上了！”边说边解裤带往下蹲。三个班长也齐声向前吼叫。太太终于绷不住了：她怕臭！军需在她的紧急命令下，捶击着司机头顶上的车皮，不待汽车停稳，我们几个就敏捷地翻出车箱跳在地上。军需见我站在地上紥紧了皮带，就明白了我们的意思。在汽车重新开动的时候，他还友好地向我们摆摆手，要我们到了西安去找他。

站在这平原上的光洁石板路上，我不知道下一步如何走？

远处是咸阳的火车站，可以看见从火车头上冒出浓浓的烟柱，也听得见一声接一声的火车叫声。国民党的部队正在向各节车箱里灌。我们应该赶快避开这个危险的地方。然而韩却要大家整理好军容，四个人排成纵队，整齐地甩着双臂向火车走去。

我们接着后面零星上车的兵，也一同上了火车。站在车箱外的过道上。没有任何人来查票，也没有纠察队来盘问，平平安安到了西安火车站。部队纷纷向西面的站台上集合时，我们就钻进了东面一个孤零零的一节闷子车箱里。里面的一角有稻草，我们倒在上面便都睡着了。等我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早晨。车箱里只有我和韩。

“他们两个已经走了。约我一起走，被我拒绝了。他们身上有银元，还有金戒指可以作回家的路费。也知道你什么也没有，所以要把你甩下。”

“你也是河南的，也应该和他们一起走！”

“我也没有钱，另外我也不能扔下你不管。老邓和王光明逃跑前，曾经交待我和王明义要好好照顾你。我不能作出对不起朋友的事情。”

“我们以后怎么办？”

“不着急，清早我在附近转了一个圈，时不时有宪兵巡街，遇见他们检查起来就麻烦，最好先找一个管吃饭的事干干再说。你在这里等着，我再出去找找门路。”

傍晚时分，韩回来了。我们都换上便衣，由他带路，摸到西安飞机场外，找到了一个工头，再随在工头屁股后面经过岗哨进了飞机场。在人字形的工棚里，啃了两个干馒头，喝了一碗自来水。成了建筑工地上的水泥小工。条件是：只管吃饭，没有工钱。可喜的是宪兵不会巡逻到飞机场里来抓捕我们了。

被抓回去的恐怖，始终笼罩在我的心头。

逃亡到西安后的艰辛生活

被拉了壮丁，或当了国民党的兵，在解放前的社会里，无异于美国解放奴隶以前逃跑的黑奴。是被整个白人社会所憎恶和唾弃的，极难得到社会上的同情和援助。我们这些黄奴在城市里的遭遇也是如此，不同的是唾弃我们这些黄奴的不是白人，而是同皮肤的黄种人，是和黄奴同一个民族、国家的人。

韩和我早晨五点起床，五点半吃饭，六点上工，中午吃饭一个小时，然后一直劳动到下午六点半，晚饭一个小时，再接着在灯光一片中干到凌晨一点。第二天又是凌晨五点起床。。。。。。七八天以后，韩坚持不住了，还要去当兵。我是坚决不同意。

我们向工头请了一天假，答应这天不吃他的饭。工头勉强答应了。我们穿小巷走大街，见了有招工招贴的地方，就一定跑去应聘。每次初见面都是热情欢迎的，后来知道我们找不到铺保，就立刻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们：

“别说你们是从军队上逃跑下来的？即使是一般老百姓没有铺保，我们也不敢用。——不要工钱？哪也不行！你们还是再到别家去试试吧。”

如此“试试”到天黑，也没有试到一处可收留我们的去处。

“你先回飞机场，我再找找。”韩说。

第二天上工后，韩在工地找到我：

“我找到一个保长，他要买我的壮丁，保长答应我逃回来后，再把钱交给我，你在这里等我逃回来后，拿了钱，我们就一起回家。”

一个多月后韩回来了。保长是一文钱也不给，还说要叫宪兵来抓他。我劝他留下来，以后慢慢想办法。韩叹气说：

“就我们的这个身份，是毫无办法可想的。在这里，我是熬不下去了。现在和你告别，我还是当兵去！”

“有目标了吗？”

“有，已经说妥了，还是去当小炮班的上士斑长。这次去，到了战区，也学一班长的样，搜点大烟土卖了钱再来找你一同回家。”

一个腐败的社会，可以逼良为娼，同样也可以逼良为盗呵！

韩再没有来找过我，很可能已经在内战中阵亡了吧。每当我空闲下来时，就会不由得想起他。

两个多月后，突然一位同乡跑到工地找到了我。我在惊喜中紧紧握住他的手：

“你咋知道我在这里的？”

“听韩说的。那天他带着几个兵从我姐姐家门前过，被我认出来喊住了他。”

“他还在西安？”

“当天就向北边开拨了。你到了西安怎么不去找我？我在逃跑前，不是已经给你留下我姐姐的地址了吗？”

“可老想去找你，就是想不起地址了。”

“你是不是得了浮肿病？脸上的肉都是虚泡泡的！”

“不知道，只晓得浑身没有力气。”

“你再坚持两天。我回去想办法。”

同乡叫郭德信，是同一根绳子串出来的。师管区到西安后。他就买通师管区班长和他姐姐取上了联系。郭的姐夫是飞机场里的一位工程师，郭的妈妈跟着女儿照看小外孙。工程师和那个班长约定了时间，趁我们吃饭的时候，郭在那个班长的掩护下上了吉普车，等车开走后，然后大声叫了起来：

“有壮丁坐车逃跑了！

等到连长等人追出来的时候，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车屁股了。整个筹备过程我是知道的。临逃跑前，郭将地址留给了我。

郭找到他的妈妈和姐姐，说了我再不能这样下去的惨状。他的妈妈和姐姐又找到他的姐夫。过了几天后，工程师把我领进一个有上十张桌子的办公室，交给其中的一位中年人后就转身出去了。我坐在桌子前，认真又细心地在一张十行纸上与了一行半，那位先生过来看了一眼我那歪来歪去的字，就叫我不用写了：

“这样糟的字，如何能当缮写员！你回去吧。”

万般后悔在保育院小学的时候，没有练习写好字。否则，我以后的命运就会是另一个样子。第二天，工程师就领我到飞机场的另一个工地的厨房里当杂役。这是工地十几个工程人员用餐的地方，活不多。有一个师傅就可以了的。我只是帮师傅剥剥葱摘摘菜洗洗碗碟。现在想来，我算是被工程师特殊照顾的对象。我深深地感谢他。因为这种工作的改变，无异是救了我的一条命。在这里，除了吃得饱吃得好活儿轻又少以外，每月还有可卖五十斤面粉的工钱。

师傅是张少帅部队的一个连长。因为愤于张少帅出卖了东北三省，离开了东北军。在讲到他是如何在九。一八的夜晚，只穿着内裤，和弟兄们一起冲去却砸不开军库的铁门而倒在日本鬼子的机枪下时，那种在愤恨中泪流满面的情景，使听的人也个个为之动容。

可惜好景不长，两个月后，工程师的全家和郭德信一同飞到台湾去了。大约装修多月以后，这里的工程停止，小厨房撤销。我又是四顾茫茫了。

一位付工程师说，工程师临走时曾把我托付给他。叫我到他家去当勤务兵。两位从四川重庆调来的实习生，好心地叫我当心，说他的太太最难侍候，在短短的半年里，打跑了两个勤务兵，现在那个缺还空着，急着找人补上去。我还是相去，只是提出了一个要求：每天晚上准许我上夜校学习。付工程师听了以后，立刻两眼向下斜视着我，两个嘴角像一张一样地往下拉，哼哼冷笑了两声，鄙夷地说：

“糞坑里的猪，竟也想飞上天去！”我默默地走开了。

郭德信去台湾之前，曾说同乡贾信忠开小差下来后，一直在一个后勤部队的搬运队里当搬运夫。我找到后，就在那里补了个名字，也当上了搬运夫。真正的目的，是晚上可以去读夜校。

当搬运夫的第一天晚上，就用仅有的两袋面粉的钱，去为我和另一个叫黄庆云的报了名。第二天傍晚收工后，就兴匆匆地去坐在夜校里学习，教的是英语，当晚学了五个字母。第二天晚上却坐着运输车，在仓库之间奔忙着，第三天如此，第四天也是如此，以后是夜夜如此。读夜校的梦就这样被粉碎了。我仅有的两个月工钱，只换来了一个晚上五个没有巩固下来的英语字母！

在一个东北青年被麻包压成大吐血死了以后，一个老工人悄悄开导我们：

“你们骨头还嫩，哪里经得起这样重的麻包，出去讨饭也还能活命，留在这里，早晚也是要被压死的。”

黄庆云溜出去了两天。回来告诉我们：

“没有一处是不要铺保的。只有队伍上什么也不要，只要自己愿意，去了就可以补个名字，就有了吃饭的地方了。”

“你们去，我不去！”我说。

“为什么？”

“只要是当兵上前方打仗，我是坚决不干的。”

“我找的是一个后方部队，是老住在西安的通信第四团。不上前线。”

“去了干什么？”

“当通信兵，只管栽电线杆子架电话线。活比这里轻多了。我学过这方面的技术，答应让我当班长，你们没有技术，只能当二等通信兵。愿意，明天就去，不愿意，我就一个去了。”

我们去补了名字。黄庆云是班长，我们三个是他班上的二等通信兵。

从师管区逃跑下来的壮丁，或是从部队上逃跑下来的正规兵，到了地方后，想找到一个老百姓的工作，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要到另外一个国民党部队去再当兵，却是最为简单方便的事情。不要任何手续，不要任何证明，不要任何人介绍，来了就收，二话不说。以后也不了解你的任何情况。就个人来说，纯粹是为了“吃粮”，才不得不去“当兵”，是在走投无路濒于饿殍时候的一个活命办法。

也幸亏有了这条还能当兵的出路，不然必定会是遍地盗匪如毛的。一个社会阴暗面的产生和存在，并不决定于阴暗面本身。

同溃逃的胡宗南部队一同奔向西南

在通四团，除了每天在团部大门口站四个钟头的岗以外，就是在团部大院里，用脚踏板练习登上电线杆的顶端，和将甲乙两根裸电线一圈一圈地互相拧成一个整体。圈与圈之间要紧密结合如焊结的一样。先是拧细软的，到后来就越拧越粗越硬了。大拇指和食指都拧出了紫疱，不仅要拧得好，更要拧得快。

其间曾补进来一位姓关的青年，约二十二三岁，身体壮实，为人坦率。他说自己是被八路军俘虏后又放回来的。回不了家，也是找不到工作，就找到这里补了个名字。一个多月后，他说：

“我还要过去！人家那边实行民主，官兵生活上一样，对当兵的也不打不骂”，随后又补充说，“有一次星期天，排长去连部开会，我们就到小河里摸鱼改善生活。午饭时排长就是不吃鱼，说自己没有参加劳动，不应该享受这劳动成果。”这在那个时候，也许是真的。

“怎么个过去法呢？”

“再到上前放的部队补个名字。打起仗来朝天放松，八路军冲过来了就缴枪。简单得很。”

我还是觉得危险，拒绝了他的热情邀请。过了两天他就一个走了。又过了几天，他换上了一身新军装来告别，说明天部队就向北开掘。他笑着说：

“我先过去，在那边等着你。”

在几十年后，每当我读到一些秀才在总结解放战争胜利的许许多多因素时，总会不由得要想起姓关青年的“过去”和称道的民主。以及我们这些一批批纷纷逃跑的壮丁兵奴们。

在人心惶惶不安中，我们开始沿着渭水向汉中方向栽电线杆架电线，出了西安不久，就听说解放军已经进了西安。我们坐在运载电信器材的汽车上，开开停停地到了汉中。途中和黄庆云商定：如果遇到解放军游击队的堵截，我们就留下来不走了。然而，没有。

因为要维护通讯的顺畅，我们这个排就被安排在汉中卫戍司令部旁边的商家楼上。每天从窗子里可以看到警车繁忙紧张进出的情况，充分体现出了垂死挣扎的特点。尤其汉中日报把国民党的大幅标语“戡乱到底”，印刷成“乱戡到底”以后，卫戍大院里的活动就更为紧张起来了。

此时要潜回解放区打游击的国民党游击队，也纷纷在各自招揽成员。资格不论，条件不限，只要你能拉拢到差不多的人数，就委任你与游击司令类似的军衔，发给武器装备和经费。我们这个通信排，就有班长跑去当了官的。黄庆云坚决参加了：

“我参加这个游击队，是搭便回老家，再设法与我的老部队取上联系。”

黄庆云是被胡宗南部队俘虏到西安集中营的。被放出来后就安排在搬运队当搬运夫。在文革中我想起了他，如果活着，又能有幸找到原部队，这一次也照样是在劫难逃！

我之所以拒绝参加这种鸟游击队，是因为我梦想随着溃逃的洪流，能够重返重庆，和抗日时熟悉的几个共产党员取上联系。

在闻风而逃中，我们夹在串串车队中，日夜兼程到了成都，又马不停蹄，向西冲过解放军的堵截部队，在密集的枪声中抢过了新津河，爬上了新津的河岸驶进了街道。然而被前面的车堵住了。前面乱糟糟地向后面的我们焦急地喊叫：

“退退退，后面的汽车快快往后退，退过河去！”

在前面同样传过来稠密的枪声和炮声：去路被解放军堵住了。

我们的车慌慌忙忙又冲过新津河，在惶恐中回到成都。

林栋先生在《民国政要百志。胡宗南军事集团兴衰录页427》中有如下的记载：

（1949年12月）27日晚10时，胡接到报告：西突的李文兵团已开始突围，但冲过新津河快要到邛崃时，还是被解放军紧紧咬住并包围了。

李文兵团的先头部队，应该不仅是“冲过新津河”，而且是离开了新津，将要靠近邛崃才被“紧紧咬住并包围了”，通四团是后方部队，自然是坠在部队的尾巴上，是刚刚冲过新津河，就知道了大势不妙，没有被“紧紧咬住并包围”而逃回成都西门外的航空机械学校，连夜又开进成都起义了。不久就开到内江东面的一个镇上“学习”。结束了溃逃中惊弓之鸟的生活。

在成都的狼狈和留下的后患

通四团回到机械学校，在黑夜中一面慌忙把器材装上汽车，一面传递着马上发枪拉上山打游击的消息。还能打什么游击？白白地去送死罢了。即刻提起我的背包，溜进老乡厨房的灶前藏了起来。

第二天解放军进了城。传说解放军的巡逻队正在四处抓游兵散勇。老乡帮我换上了便衣。

经过城门口的解放军岗哨进了城。在一条街的旁边，有几个解放军的战士，正在忙着架设电线。我兴匆匆地直到他们面前说：

“我也会架电线，你们给我补个名字行不行？”

“补名字？”

“我要参加你们的队伍当兵！”

“呵，你说的是参军呀，可以可以，你有地方政府的介绍信吗？”

“介绍信？没有。”

“你回去找地方政府开了介绍信再来。我们欢迎你！”

谁是地方政府？他又在什么地方？纵然是找到了，他能够给我这个不是他这个地方上的人开介绍信吗？

离开国民党部队时的打算落空了。

立刻吃饭就成了问题。老乡可以让我睡在顶楼一个角落里，但是不能管我吃饭。幸好通过老乡二十多岁的儿子，结识了一个泥瓦匠，我要求给他当小工。他苦笑笑说：

“这些天来，我每天站在十字街口，揽不到一宗活。现在人心惶惶，哪有心思再修建什么，我一家人也在饿饭呀小兄弟！“

又找到一位拉人力车的。晚上他收工后，我就拉上他，穿小巷跑大街。他在车上发号施令，我紧握车把跑得通身流汗。这位师傅下车后说：

“小兄弟，算了吧。这碗饭你吃不成。照你这个跑法，不是被汽车轧死，就是被警察抓进公安局。”

老乡借给我一块银元，找来一付贩青菜的架子，天不亮，我就挑上菜架子，尾随着几位菜贩走了好几里，在城外的菜园里，用那一块银元，贩了一百二十斤做酸菜的辣菜，等我挑起担子，却看不见那几位菜贩了。进了城，找不到菜市场。挑了几条街，就是找不到卖菜的地方。又不知道喊一声“卖辣菜哟”。

太阳热哄哄地晒着我和肩膀上的辣菜。本来就饿了两天。这又是一百二十斤，又挑到人们在做午饭的时候。最担心还不上那一块银元。

“挑辣菜的，卖不卖？”街对面一位出来倒残水的老奶奶问。

“卖卖！”

“什么价？”

“这一担是一百二十斤，只要一块二！”

“菜都晒殃了，给你一块银元。要卖就挑过来。”

我赶快卖给了她。回去如数还上了那一块银元。老乡了解到情况后，也只能替我长叹一口气了。

睡到晚上，肚子依然空空如也。

“喂，喂，起来和我们一同吃饭去！”

喊我是是一位打零工的木匠。他们弟兄二人是从乐山来成都谋生的。虽然他们找到了活有点收入。但是我不能去吃白食。我拒绝了。

又过了一会儿，当哥哥的上顶楼来了：

“我们离家多日，你下去帮我们写封家信行吗？”

到了楼下，老乡老友两口坐在一边，弟兄两个坐在另一边。在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有两碗面和信纸信封：

“你先吃了再写，这两碗面算是我们付给你的写信的

钱。”

“吃吧吃吧，你的几本书早就卖光了，大衣也卖了。还讲什么名堂不名堂呵”老乡和他的老伴也带着慈祥的笑劝我。

我吃完了面，认认真真地替他们写了报平安的家信。感谢这些善良的四川老乡：他们想出的这个办法，既保住了我的那点可怜的自尊心，更解决了我的民生大问题。

当我知道原通四团没有上山打游击而是起义后，立即给留在原部队的老乡张智茂写信询问：现在回去报到，会不会受到过去的那种处分？张很快给了回信。说是解放军政治处的负责同志叫我快快回去，不会受到任何处分。接信后的当天就启程赶往五百多里外的内江报到。接受了两个多月的审查。终于成了解放军战士，总算又找到了一个给饭吃的地方。

然而也就是成都这段狼狈不堪的，后来又经过解放军政治处严格审查，并下了结论的日子，却成了以后几次被置于死地的无穷后患。

一九六零年，是在华师中文系读书的第四年，也就是要面临毕业分配审查的一年。对我进行审查的是同年级的一个女“同学”。此人大约是叫陶才碧吧。五短身材，一双解放小脚，走起路来就是外八字形的半碎步，身前身后也总少不了一个跳跃着的五六岁大的男孩子，三角脸下突出一个尖下巴，成天搭拉着土黄色的脸，发灰的头发下一双昏浊的小眼。很少看到她上课，在图书借阅处和阅览室里，也从来没有见过她的身影。

有一天，同班的学生会的宣传部长洪炜，说是这个小脚太太要见我。十分好奇地找到了她。

“你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阴沉的脸色，阴沉的语气。

“是的！”带着浑身的阳光进来，在阴沉地面前，不由得也浑身阴沉了起来，语气也和她的一样是生硬的冷漠的。

“你要老实交待在成都离开国民党部队后的活动情况！”

“这在解放军政治处不是审查和结论了吗？”

“现在在重新审查！”

回来后马上按照她的要求，又详细列出了证明人和他们的详细地址，以及每天的活动情况。

交给她的第三天吧，又把我传了去。她坐着，我站着。她阴沉着脸，我也阴沉着脸。

“我们调查了，这些地方没有这些人！”语气异常地冷峻，“你只有老老实实地交待，才会得到组织上的宽大处理。回去好好想一想，重新写一份交来！”

我懵了！找不到？解放军政治处也是按照这个地址找到的呀！？是不是解放后的拆迁兴建使他们的住处有些变动？但是他们的四邻也会说明的呀！在惶惑和焦灼中，跑到地理系图书室，借来了成都市的新旧详细地图，参照着画出了证明人居处的方位和周边的街道，再详细注明从哪条大街走，从什么地方拐弯，再在有什么特殊标志的地方找到证明人。

宣传部长同情地叫住了我：

“你应该给她的小孩买点东西去！”

“用得着吗？”

“蛮管用的，你试试。”

“不买！”素来最厌恶这种丑恶的风气。

交去的第二天，又要我上缴解放军复员证及预备役的证书。直到毕业离校，小脚再也没有找过我，我当然也不愿意再找她。满以为这个审查和解放军政治处的审查一样，就这样园满结束了。

到了文革批斗我的时候，不止一个人，都从‘根‘上揭发我：

“在你大学毕业时的审查结论中写的有：此人在历史上有重大问题，不能重用。这不就清楚地说明了你是特务是什么？什么是重大问题？就是反革命，就是潜伏下来的大特务！审查中为什么没收了你的解放军复员证，因为你是冒充解放军。组织上早就掌握了你的反革命材料，你休想再潜伏下去！”于是就因为我的不老实，把我打死过去，喷醒了再继续刑审。

此前我是百思不解，为什么如此咬定我是特务？现在才恍然大悟，原来就是这个小脚婆娘在暗中给我下了套！

这真是，世上最毒小脚婆娘心了！

清队的同志仍然按照我写给小脚婆娘的证明人及其地址，十分顺利地找到证明人，进行了内查外调，不仅证明了我不是小脚婆娘鉴定的那种“有重大历史问题的人”而且有不止一份的证明，证明我在解放前做过革命工作。

在平反中，我写了申诉材料挂号寄给中文系党组织，要求给我平反，撤销档案里的那个极不负责任的结论，退还给我解放军复员证。以后又写信催问，始终没有回复。

后来从留校的同学处听说，此材料转给小脚婆娘，她倒是大惑不解的说：

“这个同学竟还为这写了那样长的材料，这怎么能怪我？当时的极左思潮，不都是那样的吗？”

如果我送了礼呢？没有调查也谎说调查了，欺骗被调查人也是极左思潮？在严重置人于死地的罪恶面前，没有一点自责之心，这种东西只能算是泯灭了良知，完全成了人面兽心的人兽了！

解放后成了“特务”的日子

我原先所在的国民党部队是起义，我应该是参军。因为我是在解放军来到之前，就已经潜逃离开了那个部队，以后知道原部队起义后才又去报到的。这个报到的性质，当然不是向国民党的部队报到，是明白无误的向解放军政治处报到。它的性质无疑的应该是参军的性质。起义的兵，没有一个需要政治审查；而我是和许多参军的一样，是经过了解放军政治处一个多月严格的政治审查，是在政治完全合格后才批准我入伍报到的。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连党支部集体研究决定我为入党培养对象后，连指导员找我谈话时也明确指出：“你的本质好，但是还需要锻炼”，同样是完全从政治上肯定了我的。

因为自己少不更事，在年终连队的民主生活大会上，批评了指导员和连长互相间的明争暗斗，影响了连队的建设。散会后我所在的排就到成渝铁路朱羊溪车站成立了公安派出所。不久连长就来了。召开了排长班长的会，紧接着又分头开了几次积极分子的会，最后才召开全排的军人大会，连长站起来宣布：“今天的会，就是揭发潜伏在我们中间的国民党特务。。。。。。”接着就有人应声而起，说我就是国民党的特务。于是面前举起了一片胳膊树林，个个都怒吼着，要我老实交待当特务的罪行。这真是在猝不及防下的五雷轰顶，我解释，不行；我说明事情真象，不行。只要我交待罪行。在失魂落魄日日夜夜昏昏沉沉中过了几天几夜都不知道了。只知道散会了又开会，开会了又散会。最后是怎样结束的？是承认了还是没有承认、不知道。

以后虽然还是照常去接车送车站岗放哨沿路巡查，但是都不敢接近我了。

以后才断断续续了解到，连部认定我是特务的材料上报到重庆铁路局公安处，经政治处研究，发现有不少疑点。便几次着人下来调查后否定了连部的认定。不久，部队就开始了解放后的第一次复员，我在复员之列。离开朱羊溪派出所后，意料之外的被公安处调到另一个连队。继续担任文化教员的工作，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肯定。以后又被原指导员知道了，说我继续留在部队，影响了连队领导的威信，无法开展连队的工作。他的人事关系逐层活动到政治处，我就随同第二次复员的离开了部队。

这一次被打成特务的教训是深刻的，又因为最终被查清还了自己的清白，遂没有引以为戒。在以后还是每每好给领导提意见，自己也就每每还是被几次打成特务。

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时，写了一张响应废除政治考试的大字报，反右的第一天第一炮就向我轰来了。整个上午，我就在青年男女炮手的轰轰隆隆中垂头丧气中挨过来了。下午进了会场，准备继续挨炮轰。班团委书记兼班长的金复基，起身读了宜昌师范学校党组织给系党总支的一封公函，说那位向我轰第一炮的同学，鼓动了宜昌师范右派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致使学校陷入无政府状态。然后号召大家对第一炮手进行揭发。我既不自我庆幸，也不幸灾乐祸，更没有落井下石。我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似听又没有听清楚，还是深深陷在自我惶恐中：接在后面的当然还是我！如此一直日夜惶恐到反右结束，在焦灼中我问金复基：

“我的批斗会什么时候开？”

“你的什么批斗会？”镜片后面睁大的眼睛在惊奇的望着我。

“我写的大字报。。。。。”

“呵呵呵，余天狗没有找你谈话？”

“谈话？没有！”

“咳！”金复基跌了一下脚，满脸的气恼说，“这个人对工作怎么是这个样子，他是团组织委员，老早就在支部分工会上，决定由他和你谈话，传达系党支不再开你会的意见。。。。。。他竟然到现在也不执行！”

我浑身轻松得就像要飞了起来，我的天呵，漫长的日夜煎熬终于结束了。

和一个当了名教授的同学谈到余天狗时，我骂了一句“忘八蛋”，这位教授就向另一个教授同学批评我不该骂，我立即和名教授断了交。搞文科的，竟然没有学到一点正义感，算什么鸟教授！污辱斯文罢了！

毕业分配审查时，又因自己反作用的狗性格，见对方态度生硬，自己马上就回以态度更生硬，得罪了小脚婆娘陶才碧，又被她暗中在自己档案里写下了“此人有重大历史问题，不可重用”的栽赃和陷害。

到了中学，在全体教职员的会上，我又传达了校内校外说书记是假红旗的话，建议书记退回红旗，重新争取一面真红旗。此话一出，全场就哑了。

以后我就成了和右派同等地位被群众监管的对象。小四清时，我被认定是潜藏了三十多年的大特务，大四清时，不仅大特务，还升级为辱骂共产党的现行反革命。批呀，斗呀，拳头在头上飞舞，唾沫星子喷得满头满脸，接着是莫名其妙地被列为“编外”，要我回家劳动。文革开始，几乎是传来十二道金牌，勒令回校参加学习。我明白回校是挨斗，便期期不应召。地方上的限令来了。只好躺到人家的刀俎之间任人宰割了。又是揭发呀，批斗呀，恶骂呀，毒打呀，打死过去喷醒了再审呀。。。。。这次更升级了，自己被批成漏网的大地主，漏划的大右派，国民党的大军官，企图阻止暴动的大现行么革命，潜伏最深的大特务。

最初成立黑帮组时，只有我一个人，以后又把两个地主分子一个右派分子扩充进来，就名副其实地“组”起来了。当时管黑帮组的革命骨干肖富生见了我就狞笑着喊我为“四分之一”。当时是百思不得其解，只是疑惑地望着他，好久以后才悄然大悟：两个地主分子，一个右派分子，加上我这个分子，就是四分子小组，而我当然是“四分之一”了。这个肖富生，不仅是阴毒狼狠，还多多少少有点与屁同臭的幽默感的。

我的基本平反是在一九八四年，在文革中整我的头子谢显清给我写政治鉴定。我要求他，把调查出来证明我在解放前的重庆作过革命工作的内容写进去：

“鉴定篇幅有限，容纳不下，”又补充说，“证明你解放前干过革命工作，只能证明你不是大特务。至于你过去干没干过革命是不管的！”荒唐又大行其道的逻辑！

“那就请把那两份外调证明附进我的档案。”

“可以可以，负责装进你的档案。”

后来我托人顺便看看这两份证明，结果是根本就没有附进去。

在谢显清写的政治结论中，还是文革中的栽脏和陷害，毫无实事求是之心。在县组织部我拒绝签字。同去的人都签了，劝我：

“签了吧，听说不签会有更大麻烦的。”

组织部的人也说服我：

“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不会妨碍入党入团、升学参军。”

签了“同意”。唉！

整黑帮有功又升了官的人，继续说我是有罪，现在对我是宽大处理。

一九八六年，放弃了成为政协付主席的机会，申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附带以此为自己彻底平反！

回顾解放后的几十年生活，不是在几轮被诬陷为特务的批斗中受煎熬，就是在两轮的空间中被折磨。

性格决定命运，只怪我自己不知人情世故，罹此灾难，实在是咎由自取。扑火的飞蛾。过在飞蛾！

一鳞半爪的回忆

领导文革的工作组驻进学校，首先就勒令收缴了我的全部日记。这是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六六年间的二十年日记，无论是在解放前后的枪林弹雨中，还是在被国民党追击的逃亡中，抑或是在颠沛流离困苦潦倒中，这些日记都牢牢和我的生命结合在一起。别的可以丢弃，这些日记一本也没有丢失。只要有命在，就有这几十本日记在。

文革快要结束的时候，要烧毁文革中相互揭发一类的材料，我坚决多次要求“凡是我揭发别人的和别人揭发我的，总之，凡是有关我的材料，一个字也不能烧！”当时学校的领导谢骨精，竟然悄悄将我的全部日记和证明我在解放前做过革命工作的两份证明一并焚毁！这使我要具体回忆五六十年前的事情，就非常困难了。不是想不起人名，就是想不起事情发生的原委。谢骨精为什么要如此做？因为这两样东西，都能充分证明如此残酷地打我的黑帮是他们恶意的报复。兼任工作组长的教育局长评我的日记是“又红又灰”的，因此三番五次地勒令我交出真本黑日记，县委常委的校长书记更是责令地方武装几次查抄我在农村的家和亲戚的家。然而最终证明我只有这几十本“又红又灰”的日记，谢骨精们只渴望我是黑的，岂能容下“又红又灰”的存在？那两份充分证明我革命的材料，更不能让它们留存下去。他们大权在握，只好任他们烧了。现在想来，“烧毁材料”是一个只利于整人人，是完全不利于被整的。这种精神是一直贯彻到文革后的若干年“不要纠缠历史”，诉文革中的罪恶成了最大的禁忌。

后面的回忆，连残章断简都说不上，只能在灰烬里寻找出一鳞半爪。因此，叙事可能不完整，情节可能有遗漏。但是，真实可靠性是绝对有保证的。

坏人必须用谎言粉饰罪行以继续诬陷和残害好人；好人则只希望用真实揭露坏人的谎言与欺骗以明是非

谢骨精

据说此君是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据说在武汉历史研究所工作过，据说57年大鸣大放中被右派分子按过脖子，据说在什么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文章，据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伟大旗手，据说。。。。。。但是，都无从考证。人们都是带着微笑听，带着微笑离开。既没有人去否定，也没有人去肯定。习惯于政治掮客宣传的群众，不置可否是最好的态度。他也因此有了“据说君”的绰号。又因为他张嘴不离马列主义、故又有“谢马列”的绰号。至于文革中“谢骨精”的绰号，则是源于鄙人的一份题名为“谢骨精三变”的大字报。

因为此人是共产党员，到了文革整人时期，就是他大显身手大施才干大展宏图的时候。岂料这次的文革和以前的运动不同。以前的各项运动，都是直线性的，从开始到结束，基本上都是一个性质，开始时的骨干积极分子，结束时依然是骨干积极分子。没有什么多大的变化。然而这次却老是翻烧饼，这面在上，过一会底下的一面又翻上来了，不久，下面的又重新翻上来了。。。。。。这就忙坏了据说君。一会儿是拥护这个，一会儿又反对所拥护的，一会儿又反对所反对拥护的，活像个乒乓球，在台子上紧张地一时这边一时那边的跳来跳去。次数多了，造反的和保皇的以及其他的，都唾弃他了。因为在这一边时，就必须出卖那一边；在那一边时，同样也要出卖这一边。于是就也激起了众怒。

此人缺德之状，也是尽人皆知。医生告诫：不能让患高心病的爱人受刺激。几个儿子吵闹着要分家，他偏偏用板车将爱人拉了回去。当场死过去。医生在忙着抢救；他却忙着分头托人介绍对象。半个月后，就胸带红花成了新郎。暑假招生阅卷，长达二十多天，十几个老师无一分的补助。“要补助可以，先把补助天数的工资扣下来！”我这个阅卷负责人，只好默然而退，老师们也只能对我愤愤。谁也不愿被扣工资。结束后，会计悄悄告诉我：

“你们阅卷的只有一人领了补贴。”

“谁？”

“谢骨精！而且是二十五天的。”

在文革结束后，勒令我当事务长的时候，我也调侃了他一回。

“我今天有客，给我炒四个菜，要两晕两素。”

“好！”诺诺然奉命唯谨。

我让炊事员只计成本收费。谢骨精嫌贵了

“扒点下去，四个菜我只给四块钱！”

我叫炊事员按照他开的价码处理。炊事员就把大盘的晕菜拨下一半卖给老师收回成本。然后换成小盘送了过去。炊事员回来说：

“他看到是小盘，脸都青了。”

我哈哈大笑起来。不久，他就找我谈话：

“你身体不行，思想更不行，回去办移交去！”

换上去的这个是拒绝了我的忠告，把女学生肚子搞大的一位。他上任后是身体也好，能把生活用品送到他的屋内，思想也好，能把我节约到夏天拌凉菜用的40斤芝麻油奉送了出去。扯远了。下面还是谈文革的事。

我所在的黑帮组其管制之严，有过于蹲号子。轻轻喀一声，也会招来身边自命为“典狱长”的喝斥和怒目。因为是翻烧饼运动，所以黑帮组有时也会被放出来，过一时又会再关进去,再过一时再放出来。我就利用这尚在控制中的放出来，给据说君写了一份大字报，寻思良久，便命题为“谢骨精三变”，其变当然不会只止于三。其意却隐含有三打白骨精之妙.写罢就放在写交待材料的桌面上.后来不知被哪位伯乐拿了去,又不知被谁抄写出去,冠以特约评论员之桂冠,皇皇张贴于最显眼的地方,其盛况不亚于文革之最初据说君张贴要“彻底铲除”我的大字报.并且是造反派赞同,保皇派也不反对.而且还用四只大喇叭,广播了几天.那几日,竟使罪恶昭张的据说君如坐针毡不敢出门了.后来我又被关进去,据说君又重新回到革命领导干部的宝座上,于是咬牙切齿地点着我的鼻子说:你那狗屁文章,和鲁迅的一样尖酸刻薄,以后会有你好受的!我一言不发地望着他扭曲的脸,心想:大不了,你再打死我后喷醒了再打几次.民不惧死,奈何以死惧之!以后果然又整得我大口大口大滩大滩地吐血死过去,最后几个人不得不赶快把我抬进医院.

这是县委亲自抓的第一所县重点高中,师生共约一千五百人,写的大字报以十万计,能以“谢骨精三变”畅行于当世者,多乎哉?不多也!文革结束至今三十多年,老人们回忆之此,犹兴致盎然而开怀大笑. 能于当时揭此丑类,虽死而复苏,苏而复死,也是幸矣哉值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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