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郭沫若先生不要曲解鲁迅先生曲笔中的“英雄”

——兼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及其背景

（1959年在华师中文系大会上的发言）

小引：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准确的说，是从反右后期到最近几年里，在一些名人学者的文章里，总是会看到他们在不断地论证、称赞曹操是英雄的同时，也总是要引用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的话，来为他们的谬论作证据。然后在此基础上就对曹操谀词有加恭维毕至，如李国文先生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像曹操这样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学家呢”虽然是在问“有几个”，其实是在说除了曹操再无第二人。更是把曹操“政治家兼文学家”的“全才全能”推崇到极至。说这类的话，倘若不是在惺忪中曲解了鲁迅先生话的原意，就是他们自己疏于历史，或在假装糊涂。因为以他们的水平，不应该有这样的误解。若论此说的始作俑者，应首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为曹操翻案的郭沫若先生，竟使谬论蔓延至今，遗误后人。现将1959年的讲稿发表在这里，或有助于正确理解鲁迅先生说曹操是“英雄”的原意。此举大概不会被讥为是多余的吧。

郭沫若先生在替曹操翻案的文章中，不仅置曹操的几次屠城（血洗占领后的城池，类似南京的大屠杀），和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军等等史实于不顾，还在《蔡文姬》中将曹操治下，美化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清明世界；更有甚者，竟将鲁迅先生曲笔中贬斥的曹操“英雄”，当成正面真正的英雄了，从而达到把白眼窝的曹操奸雄，翻案成了红脸的曹操同志。现在，对曹操在老百姓身上血腥屠杀的一面暂不论，只就被郭沫若先生引用的鲁迅先生演讲中称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的话，说说个人的看法。

鲁迅先生讲演时的处境是异常险恶的。蒋介石在广州发动了“四.一五”大屠杀之后，当时正在四处大肆搜扑杀害革命进步人士。而国民党的广州市教育局主办的所谓“学术讲演会”，又正是替国民党的搜扑和大屠杀效力的一个御用机构。它之来邀请鲁迅先生去讲演，显然是幕后的操纵者企图从中寻找置鲁迅先生于死地的口实。鲁迅先生也明知这是一个陷阱，但是又不能不去。鲁迅先生在讲演里也巧妙地对此进行了揭露：“譬如一个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真实地表达了鲁迅先生知道被“邀请”去讲演其实是一个陷阱，而又不得不去的情形。《三家巷》的作者欧阳山先生在回忆文章中，也证实了这种情况：“他们邀请鲁迅先生讲演，实际上也是对鲁迅先生的一种政治上的试探”“如果他不去，或去了说些反对国民党的话，那他的罪名就成立了；如果他去了，只说些不相干的话，那就替国民党粉饰了太平”，鲁迅先生事后在《致陈濬》的信中，也谈到了当时的情况：“弟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也，‘志大才疏’，哀北海之终不免也。迩起南朔奔波，所阅颇众，聚感积虑，发为狂言”。这里的“有慨而言”“哀北海之终不免”，都清楚的说明了这次讲演的目的，是“有慨”，是“哀”被曹操杀掉了的“北海”（实质是“哀”被蒋介石屠杀的革命者）。在奔走营救被扑的革命青年学生无效而愤然辞职以后的《致台静农》信中亦说“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倘再写，也许变成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在此时期，要“做序的书，已经托故取回，期刊上我的题签，已经撤换”；而相与呼应的谣言也逐日多了起来：“说我原是晨报副刊特约撰述员，现在到了汉口，意在说我是研究系好友，现是共产党的同道”，或“说是因为清党，已经逃走”。如此持续到讲演后的九月三日，鲁迅先生指出：“我又仿佛感到有一个团体，是自以为正统，而喜欢监督思想的，我似乎也就在被监督之列”。这个“团体”，当然指的就是国民党及其爪牙。如此持续到两个多月后，在《答有恒先生》中说了：“现在沉默的原因”“是：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由此可知，鲁迅先生在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讲演前前后后所处的是何种危险境地，在这样的处境中，不去讲不行；去在大庭广众之中，讲出反对蒋介石党国的话以授人以柄，更不为一贯反对赤膊上阵的鲁迅先生所为；去打个哈哈敷衍应酬一下，更不符合鲁迅先生的战士性格。于是鲁迅先生便在五千年漫长的历史中，在千千万万的纷繁历史事件中，选择了阴险残暴宛如当时广州的魏晋时代，选择了凶恶狡诈可与蒋介石比肩的曹操，选择了类似在广州反革命恐怖中被屠杀、监视中的建安、正始、竹林七贤、陶渊明等人。在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坚持战斗，就只能如《鲁迅全集》的注释中所说：是“曲折地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揭露和讽刺”（见卷四393页注2），在使敌人阴谋落空的同时，也能让听众领悟到昔日曹操的杀人正类似今日蒋介石的杀人。不过，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那么蒋介石呢，就只能更等而下之的了。

其次，鲁迅先生在这个地方似乎肯定了曹操，在那个地方又实实在在否定了曹操。如在称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在另一个地方就有所否定：“弥衡的文章也不错，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气为主’来写文章的了。故在此我们又可知道，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在肯定了被曹操杀掉的弥衡孔融及其所作出的贡献同时，也否定了曺氏父子对汉文壮大的作用。在政治道德和个人质量上也同样是如此。在说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总是非常佩服他”的同时，又举出实例说明了自己并不是真“佩服”这个实质上是屠夫的“英雄”。如说曹操一面禁酒，一面自己却“惟有杜康”；一面行文天下即使不忠不孝也要“惟才是举”，一面却又诬以不孝的罪名，杀了才华横溢的孔北海，且又“很有本事”地略施小计不露声色地谋杀了弥衡和杨修。对曹操如此种种劣迹，鲁迅先生说：“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有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再生”的曹操就是蒋介石，确实是谁也不敢去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出尔反尔地大批屠杀以前引为同道的“同志”。在鲁迅先生所引用的这些实例中，还能看到鲁迅先生的“佩服”和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的意思吗？鲁迅先生还例举了曹操的另一种“本事”：曹操“无论如何是一个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人统统收罗起来，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捣乱，所以他帷幄里面，方士文人就特别地多”。仅就从这一点上与蒋介石比，曹操也能算上“至少是一个英雄”的了。蒋介石就差远了，自己不能撰文咏诗，以后费了多大的劲，也不过挖了一个大汉奸陶希圣，为他写 一本狗屁不通的《中国之命运》罢了。与蒋介石比，曹操自然会令人“佩服”，是“至少是一个英雄”。鲁迅先生就是用这种似肯定实否定的笔法，曲折而又辛辣地对蒋介石进行了否定。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的讲演里，句句都在谈文学，句句却是“有慨而言”在谈政治，是“以几点钟之讲话而出风头，使鼻辈又睡不着几夜”。“鼻辈”决不是只指那位要和他打官司的学者，而是包括了以蒋介石为首的一窝。这种战法，正是鲁迅先生所主张的“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思想的体现。

根据上面的理由，个人认为，郭沫若先生在为曹操翻案中，既有乖于史实，又误解鲁迅先生文章的原意，从而贬损了鲁迅先生的战士性格。为曹操翻案是可以的，但是，过之犹不及，应该实事求是，翻到恰到好处的案才能成立，否则，后人还是会把翻错了的地方，再翻回原处的。

附注：要正确理解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尤其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总是非常佩服他”，就不能停留在字面上，要注意文章的另一番意味在。鲁迅先生心目中的曹操，既不同于“名剧”《蔡文姬》中的曹操，也不同于以后某些文学史上和专家宏文中所推崇备至的曹操，更不同于近几年被供奉为“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学家”的曹操；而只能是限定在鲁迅先生笔下的具有蒋介石性格和行事为人的曹操。所有离开这种特殊环境和意义上的引用，都只能是有悖于鲁迅先生文章愿意的滥用，更有损于鲁迅先生的战士性格和战斗精神。

“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题未定”草》之七）。鲁迅先生上面的这番话，当然是不易之理。否则，不仅会在这里曲解了鲁迅先生曲笔中“英雄”的原意；还会在其他的地方曲解鲁迅先生曲笔中的如在《拿破仑与隋那》中的称拿破仑是“英雄”，以及称某些人是“文豪”“才子”等等的原意。　　 2006.2.5.

现正嗡嗡在战士伤口上的苍蝇们，终于在文化和教育界掀起了一个去鲁迅化的高潮：一方面在课本中删除至今还有强烈现实意义的鲁迅文章；另一方面仍然继续追随郭沫若错误言论丑化鲁迅。彼此呼应，相得益臭，谬论惑世，流毒后学。鲁迅先生曾评郭沫若为“才子加流氓”，顾郭沫若在旧社会言行及作品，大抵若是；胡风先生曾指认郭沫若是“革命的清客”，看郭沫若1949年后历次运动中的言行及诗作，此评实为至当。有人欲扬郭抑鲁，蚍蜉撼大树耳。重发旧文于此，以就教于大家。 2014.6.2.

回眸1959年的这篇讲稿，现在虽然时过境迁，文章内容却仍有现实意义，重发于此，以备一说。

2023.5.10.行年97.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