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改离

解放前在重庆参加地下革命工作的前前后后

一、此前所受的革命教育

1939年春夏之交，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电告重庆领导战时儿童保育总会的宋美龄，请她速派人来收容即将沦陷于日寇的襄阳战区儿童。

我是在樊城讨饭中被樊城沿河街一位慈祥的老奶奶送去的。以后就坐李宗仁派来的绿色大卡车冒着日机的轰炸和扫射到了宜昌，乘轮船到万县，转木船到了重庆的江北县（现是重庆江北区）土主镇第三直属保育院。

院长是赵郁仙（原名赵君陶，改名赵郁仙是纪念为革命牺牲的丈夫李硕颖烈士），是直接由周恩来邓颕超领导的直属三院共产党支部书记。我们在这里接受了革命的教育和熏陶。形成了以后的人生观、理想、抱负就是：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为天下的穷苦人谋幸福。

二、简述在重庆参加地下革命工作的情况。

我在十五岁（1943年）的时候，在万县直八院考取了重庆董家溪思克职业学校，选择的专业是农科（同学名叫庄稼，解放后是重庆农药厂厂长），希望通过自己的专业，帮助种地的穷苦人多收点粮食，免除饥饿之苦。到了重庆后，与早在重庆参加地下工作的老乡直三院大同学李荣良取得联系。在他的带动引导下决心离开职业学校到受特务津贴的小印刷所当学徒。每每将深夜赶印的特务情报机关的绝密文件送交重庆市内的地下机关。比如毛主席到重庆和平谈判时印的手掌大64开《剿匪手册》，李荣良曾转告我，周恩来就用它当面揭露了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也赶印有特务们从根据地获得的八路军新四军军事布署情况的情报，以及特务机关在重庆市内外活动的情况。

在这里当学徒约有三年时间。在这三年中，过嘉陵江送获得的特务情报到重庆的地下机关时，每次都是从这个门进去交了情报后，立即从另一个门出来。不寒暄，不问候，完全在静默中结束交接后当即离开。下次去的地方都不是上次去的地方。

期间也学习有文件，每次看了以后交李荣良带走。有一次是日寇攻占独山，进逼重庆，当时各机关准备撤至新疆等地，中共西南局准备在重庆成立游击支队，是“国民党撤走了，由我们来坚持打日本鬼子”。问及武器弹药，回答是“到时候都会有的”我也报名参加。以后形势缓和，就没有再提此事。

日本投降后，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纷纷复员回去，印刷厂老板要我随厂回迁，业已三年，学徒满期，筨应随厂东迁后升为师傅。但是，我的上线李荣良传来了“周青同志”（是周公馆青年工作部的化名）传达的组织上的意见，要我们成立一个小组，不必再要求到延安，可以趁着保育总会遣返难童回老家襄阳的机会到邻近的桐柏山根据地去报到。小组成员有李荣良、贾某某（名字回忆不起来了）、云南的冯德富和我四个人。临出发的前一天中午，李荣良对我说，保育总会通知已经雇到一条能容纳一百多人的大木船，明天早晨就要赶船走，他要赶快去通知在壁山中学读书的同乡李荣禄一同回襄阳。天黑的时候来告诉我，李荣禄说老师们劝他读毕业后再说，现在不能离校回襄阳。为了行踪保密，我是在天不亮浓雾漫天中瞒了师兄到重庆保育总会与李荣良等人会合上了保育会雇的大木船，因怕同船几个穿大布衫人中有特务，就进入船的底仓，互相不交谈，以免引起注意。

到了文革清队的时候，壁山中学工作的李荣禄外调工作中顺路回襄阳对李荣良说，我们离开重庆后，他就因李荣良地找他被白公馆的特务逮捕，要他交待李荣良的行踪。后来追查到我们是襄阳人时，就派了追捕小组到襄阳来缉捕。到了宜昌与襄阳交界处的三斗坪，知道襄阳已经是第一次解放（已是1948年），才又回到白公馆提审李荣禄要李荣禄再交待出别的地址时，李荣禄才知道襄阳已经解放没有抓到我们（重庆解放前夕，白公馆特务夜晚处决在押的全体共产党人时，李荣禄因为有壁山中学国民党党员的老师联名具保幸免于难，解放后留在壁山中学工作）。

三、失联后依旧革命的情况

回到襄阳以后，李荣良原来拟订要找的参加过第二次土地革命的人目前是国民党的官，李荣良就没有敢去联系，几次探路到桐柏山，知道国民党部队包围得严严实实的进不去，找不到联系人，没有人引路是进不去的。

为了生活，李荣良和贾姓同乡分别入赘在女家，云南的当了放牛娃，一天中午被淹死了，我在竹篠镇上买水中被抓了壮丁，由镇上的区公所保丁捆送到在襄城的县政府，再由县政府移交专门管押壮丁的师管区部队，再由师管区部队押送移交给驻扎在陕西的胡宗南部队。途中曾参与过一次组织暴动，因有人泄露消息失败了。

在当了上等兵后代理副班长时，曾策划所在排的排长起义，被排长定为赤谍要送连部枪决，经副排长和几位班长代为求情，允予“以观后效”暂时放了。

由陕西韩城北上“剿匪”的当天凌晨四点时在策动三位班长先逃离，自己在后面掩护。后至西安为了生活加入国民党后方部队西安通讯第四团当三等架线兵。后随胡宗南部溃退至成都，听说要发枪上山跟解放军打游击后再次逃离，在成都向解放军要求参军被拒后（要地方政府介绍信），打听到原伪通四团起义在内江集训，乃步行500多里赶至内江东面的一个镇，是伪通四团起义后集训的地方，经过负责集训的解放军政治处严格审查后，批准参加解放军，分配至司令部警卫连任战士兼文化教员工作。

在重庆参加地下革命工作的这段历史在文革前，没有向任何人（包括家属）透露过，更没有在档案中留有蛛丝马迹的痕迹。这是过去严酷地下工作留下的习惯，也认识不到以后会影响到离休。

四、1968年清队中由县委确认的外调结果文革清队中意料之外地被外调的同志在内查外调深挖细刨中找出了这段历史的证人并写有证明材料。当时学校的一把手谢显清书记坚决不承认，说：不能把一个黑黑的黑帮调查成了红红的革命者，于是又另外派人重新调查，结果还是和第一次相同，谢显清还是不肯承认。谢显清还说，清队外调只管调查出反革命，不管你过去革命不革命，何况当时你有共产党给你的委派令没有？给你发有红头文件没有？。

后经县委研究确认调查证明情况属实，并指明：我们共产党人是实事求是的。后由县委副书记张贵轩同志（当时的县委书记是石荣华同志）亲自到校，指示谢显清在当天晚上在全体教职员大会上宣布外调的证明：“朱毅同志由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在解放前的重庆参加了地下革命工作。”

清队结束时，我要求谢显清在政治结论中将这段历史写进档案，谢显清回答：“档案里写不下！”我只好要求：“那就请将这两份证明材料装入档案袋！”谢显清立即爽快地答应了：“可以可以！”多年后才知道，谢显清将这两份证明材料随同我的几十本日记，一起烧毁了。

幸好的是经过县委组织上的确认，以及这个确认在当时县一中教职员大会上的宣布，在县一中老教职员应该是还有印象的如英语老师何济生等，文革后到一中工作的年青同志也听到过这个情况如小车司机李如意同志等。

我请求经过县委组织上确认了的革命客观事实，理应同样从政策上得到落实。是以请求组织领导予以补办为退改离。

谨呈

组织领导审批！

襄州区第六中学退休高级讲师　朱毅　呈

2017.7.28——2021.6.15.

身份证号：420600192702043014

女儿朱燕手机：18771501270

附：在狱中去逝的地下领导人潘汉年曾感慨过：参加地下工作的人大都没有好的结局。这是由他们所处地上地下双重身份决定的。地上身份掩护着地下身份，地下身份又要绝对保密，所以遇难后无人知道成不了英雄烈士；幸活到胜利，又只认地上作掩护的身份如关露；地下工作者由于单线联系和多种原因的失联，使地下的青春热血坚苦卓绝奉献，不仅被否定，也完全遭亵渎，纵使有直接证明请求退改离的申请也会同样被冷漠拒绝。这实在是建国以来最伤感情而又无可奈何的事情。

　　写于退改离屡屡遭受拒绝之后。2021.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