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驳作家李国文对司马迁的诟诬

李国文在《闲话建安七子》（《文学自由谈》1996年第二期）中，涉及司马迁的议论，是迹近荒唐和诽谤的。荒唐是缺乏知识，诽谤就只能是缺乏人品了。

他在文章中说：“像司马迁……之流，……文学不过是他们讨好皇帝老子，巴结王公贵族的谋生手段”；不仅如此，这位可敬的作家先生同时还在《报任安书》里发现了司马迁“那种对于帝王委曲求全到低三下四的心态”。这，多么地令这位高贵的作家先生所不齿呵！

《史记》，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写出此一伟大著作的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歷史学家、敏锐的思想家、卓异的文学家。他以《史记》不屈不挠地抗击了汉朝的暴政，始终坚持代人民立言，在忍辱负重中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完成了世界史上的奇葩——《史记》。解放后，受到了人民政府和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的重视，在1956年，司马迁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为全世界所景仰。

司马迁不为歷代统治者和他们的御用文人所能容忍，这是人所共知的史实。自汉以后的歷朝歷代的统治者，都是不遗余力地诋毁司马迁及其《史记》。汉武帝刘彻腐刑了司马迁又封杀了《史记》，又因为“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毁弃了其中的《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直到司马迁的外甥杨恽成年后，才将司马迁“藏之名山”’的副本，私刻传世。以后杨恽之被统治者按上了一个罪名，被处于腰斩，妻子儿女被流放酒泉，怕也不是与此无关吧。司马迁的在陕西韩城老家的族人，为了逃避统治者残暴的灭族之灾，不得不改换掉司马的姓，一半人在司的右边加一竖，姓同，另一半人在马的右边，加两点姓冯。现在这个村里还立著一块“同冯不婚”的石碑，因为他们原本都是“司马”一个姓。司马迁的死，据王国维等人的考证，是与武帝同年。这不会是巧合，很大的可能是为垂死中的刘彻所杀害。在这两千多年里，除了王莽时被封为有名无实的“史通子”及为歷代一些进步正派的文人所肯定以外，自西汉的武帝，到东汉的班氏父子、王允，南北朝刘宋的裴骃，直到北宋后期的宋神宗宋哲宗，金人王若虚等，无不认为司马迁及其《史记》，是“是非颇谬于圣人”、是“谤书”，定司马迁是千古罪人“罪不容诛”。是与封建统治者对抗的书。到了宋哲宗元祐年间，更遭受到了“焚《史记》于国子”的刧难。这些都证明瞭司马迁及其《史记》，不是如李国文所说的是“巴结”“讨好”统治者，而是严厉地揭露和抨击了统治者。

在歷史上，从来没有人认为司马迁写《史记》是为了“巴结”“讨好”“献媚”于西汉统治者的；这种“巴结”说的始创时间，恐怕是起自五十年代的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的专家先生了，前面所提的作家先生，也不过是拾人唾余而已。不过，这位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专家先生在《司马迁》中的“巴结”说，到了1979年的再版本里已经删除，只保留了司马迁“专心一意地钻研自己的工作，以求得到武帝的欢心与信任”。这个“以求得到”“欢心与信任”，也只不过是比“巴结”雅一点点儿罢了，实质上还是说司马迁的写《史记》是为了“巴结”“讨好”汉武帝。大约是到了八十年代，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司马迁研究的讨论会以后，“巴结”说就不大有人再提及了。至于李国文的仍然如是说，就只能算是“巴结”说的回光返照了。

“巴结”说的主要依据，可能是源于司马迁五十三岁时写的《报任安书》。下面就著重具体分析这篇“无韵之《离骚》”，看看里面是否有他们所诟病的“巴结”“讨好”“以求得到武帝的欢心和信任”的痕迹。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全篇主旨就是“抒愤懑”，是对汉朝统治者愤怒的控诉和抨击，是讨伐汉朝统治者的檄文，它突出而又十分明确地表示了司马迁与汉朝统治者的绝裂。全文分为七段。一、开宗明义地表明瞭自己对汉朝统治者的态度：1、断然拒绝任安要求他为汉朝统治者“推贤进士为务”的要求（这本是司马迁所憎恶的中书令的份内工作）；2、强调“士为知己者用”的古训，汉武帝不是知己，当然也就不会为其所用，重申了自己对汉朝统治者“终身不復鼓琴”的决心，绝不再为统治者复进一言。二、确定《报任安书》的全篇主旨是“以晓左右”的“抒愤懑”。三、以说明拒绝“推贤进士”的理由来“抒愤懑”：自己是“刑余之人，无所比数”，是“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 ”，故尔“朝庭虽乏人”，自己也不能以“刀锯之余”，去“荐天下豪俊”。话说白了：你汉朝统治者如此残酷地待我，现在我虽在中书令的可以“推贤进士”的位置上，也知道你“乏人”，我就是明知有“豪俊”，也绝不推荐。四、以陈述冤曲受刑的本末来“舒愤懑”，表达了对汉朝统治者强烈的愤怒和谴责。司马迁原同所有忠臣良将一样孜孜矻矻，恪尽职守的。后来“陵败书闻”又“见主上惨怆怛悼”，同时又忿于“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此时恰又“适会召问”，便坦诚“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不料“明主不晓，以为僕沮贰师，而为陵游说遂下于理”。这年司马迁是４７岁，御史是王卿，第二年便换来了著名酷吏杜周。此人是“上欲挤者，因而陷之”，是“专以人主意旨为狱”，且每每“以笞掠定之”。被武帝亲自“下于理”的司马迁落在这样的杜周手里，其狱中刑讯之惨烈酷毒，是可想而知的了。也就在这一年，司马迁受了腐刑，是年４８岁。在陈述中，司马迁追忆自己是以屈原的“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心情，要求自己“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此处“媚”是古汉语中“爱也亲顺也”意，非“谄也蛊也”意，更非现代汉语中“讨好、巴结、奉承”意。“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应理解为：以尽心尽职尽责的工作，希望得到皇上的信任和重用。如果认为这样就是“巴结”，那么古今中外的工作人员，就没有一个不是“巴结”的了。其中更包括了那位上海的专家和李国文），舒发了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的愤懑，也揭发了武帝昏聩残暴不辩忠奸的昏庸。又以“僕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表明心迹，与李陵并无任何私交，以驳斥武帝“为李陵游说”的诬罔。再以“僕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陈明自己完全是出于公心的仗义执言，驳斥武帝横加给自己的“以为僕沮贰师”，以归罪于武帝宠妃兄李广利的诬陷；同时也以此指出了武帝才是因私废公挟私报復的昏君。五、陈诉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一是“假令僕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会使冤沉海底；一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会使冤不能伸。“隐忍”，是为了要塑造出高于武帝的伟大；“苟活”，是要在武帝面前显示自己的巍然屹立。六、陈叙“隐忍苟活”的目的是写出“考其行事，综其终始， 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以“偿前辱之责”。用开天闢地前无古人的硕果，显示出了对暴君及其酷刑的蔑视与抗争。七、回应首段，再以“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私心刺谬乎”，重申对汉朝统治者诀绝的决心，总结全文。全篇都是倾诉淤积胸中已久的愤懑，以及对汉朝统治者势不两立的绝裂。主张“巴结”说的“专家”和李国文等 人，怎么能从《报任安书》里，得出了司马迁是在对王公贵族“巴结”“讨好”“委曲求全到低三下四”“以求得到武帝的欢心和信任”呢？而李国文又怎么能责备“肠一日而九廻，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中的司马迁，在《史记》中没有像曺氏父子那样在文章中表现出 “浪漫，豪情，和无拘无束的自由”？李国文还说“像司马迁……文学不过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这也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司马迁是在三十八岁时任太史令工作，开始著手部分“史记”的起草，四十七岁时便因李陵之祸琅珰入狱，中断了“史记”的写作，四十八岁时念及未完成的巨著《史记》才甘受腐刑，五十岁时出狱改任本由太监担任的中书令工作，此时与写史已经是完全无缘了，汉武帝就是要用这个太监的职位，以继续羞辱迫害折磨摧残司马迁的身心，此后的司马迁只能天天像太监一样时时伺候在汉武帝身边。司马迁是用中书令的工作之余继续完成了《史记》，并修改了以前写的草稿。这与 “谋生”已经是毫无关系。到五十五岁时，《史记》方全部定稿而“藏之”的了。被汉武帝谋杀时约为五十九岁。说司马迁以写《史记》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显然是以自己之心度司马迁之腹了。当然，仅是为了“谋生”而“文学”如李国文，也没有什么不妥，不过要注意的是：一、正式写《史记》时的司马迁吃的是中书令而不是太史令的俸禄，写不写都与“谋生”无关；二、写稿有费，也是在清末民初时才有的吧，司马迁的写《史记》也是有稿无处投，是挣不到稿费的，所以也与“谋生”无关。李国文的“像司马迁……之流，……文学不过是他们讨好皇帝老子，巴结王公贵族的谋生手段”，也完全成了无稽之谈。是为了说说俏皮话而使自己显得愚蠢可笑了。

在国际上被奉为珍宝的“无韵之离骚”，为什么却遭受到后世子孙的如此这般的诟辱？这是十分令人奇怪的。他们应该都是“学富五车”的作家先生呵！

从司马迁所受的教育以及生活、经歷中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性格，都不可能有使他去向统治者“巴结”“讨好”“低三下四”的可能。他是舞戈的刑天，填海的精卫，是中华民族歷史上的脊樑骨。在文学发展上的贡献，及对以后国内国际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说“巴结”的，如果仅是因为年青无知倒也罢了；如果是有点年纪了的“家”也这么信口雌黄，可就有点黄口老儿的味道了。

司马迁原是期望：“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岂料，在司马迁死后的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却竟还是“虽累百世，垢弥甚尔”，这真是“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人言的了！司马迁泉下有知，能不悲愤么！。

附记：此稿原写于1996年，投《文学自由谈》后不见採用，就弃置一边。最近又看到李国文发表在《文学自由谈》的《司马迁之死》，那种轻佻浅薄公子哥儿的基调和口吻颇类李大师余眼泪依然甚健，故搜出旧稿，以表“文学自由谈”圈外的自由谈文学。 2004.2.24.

2、季镇淮谬解司马迁及其《史记》

1）西汉时的评价

在汉武帝刘彻宠臣壶遂对司马迁的质问中，在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里，以及在汉武帝销毁了部分《史记》的行动中，在司马迁被刘彻残酷迫害致死里，在书成之后不能立即刊印而“藏之名山”上，都说明瞭司马迁及其《史记》是否定汉朝和刘彻统治的。这也证实了司马迁写史的动机，确实是揭露与鞭笞了西汉的统治者。。

在《太史公自序》里，当司马迁引用董仲舒的话:“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于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紧接著又引用孔子的话“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表达了自己写《史记》动机`目的，回答了壶遂的质问。，壶遂立即又反驳:“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这充满了杀气腾腾的质问，传达的正完全是汉武帝的厉声喝斥。十分瞭解汉武帝为人并备受其酷毒的司马迁，就不得不曲为自己辩了:“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季镇淮据此定司马迁写《史记》是为了讨好巴结刘彻，是完全错了。《史记》竣稿之后，直等到汉武帝死了二十多年后，才由司马迁的外甥杨恽，设法刊印成书。然而杨恽也被按上了一个罪名腰斩了。统治者对《史记》的否定，一直延续到了东汉班固的:“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司马迁写《史记》的动机`目的，都是否定的。

时至今日。一些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的专家学者，他们研究出的一个最伟大的成果，便是根据司马迁在壶遂质问下的辩解，来断定司马迁写《史记》的动机`目的，是为了巩固汉朝的统治政权，是为了巴结`讨好汉武帝。而且这种屁话，竟然成了现在研究《史记》的主流，。从汉武帝到宋元明清的统治者，如果死而有知，也会笑掉大牙的吧! 。

2）亲媚不是讨好巴结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倾诉的:“僕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和“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僕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的话，都成了季镇淮这类专家否定司马迁的证据。尤其对其中“媚”的理解，明显地是在用现代汉语中的“媚”替代了古汉语中的“媚”。现代汉语中“媚”的词义只有古汉语中的贬义，如奉承巴结`谄媚等一类;古汉语中的“媚”还有褒义，如“爱”和“亲近喜爱”等词义。他们之错误的认为司马迁写作动机是“讨好巴结”汉朝统治者，原因之一就是从这种以今解古上得出来的。

在封建社会里的一个朝庭官员，要亲近皇帝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也是一种普遍的官员心态;即使是现在的干部，不也是要一心搞好工作，不也是要亲近领导，创造融洽的关系的么?不以这种心态而当官的，在歷史上也是极少有的。就拿屈原，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等伟大的人物来说，他们何尝不也是如此?既使是刚直不阿的魏征，不也是因此才得到唐太宗的赞誉:“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见其妩媚。”的么?所以说，无论古今，有这种亲近领导的要求，在工作中要尽职尽责，都是正常的，不能单以此苛责司马迁是什么讨好巴结，是什么要博得汉武帝欢心的。并因此扭曲了整个的司马迁人格和《史记》伟大的思想性。

3）季镇淮对司马迁“实录”的曲解

在季镇淮先生一九七九年修改和增补版的《司马迁》里，有的地方仍沿袭一九五五年旧版上的谬误说法，将司马迁的伟大和《史记》的辉煌，全归功于司马迁的“实录”创作方法，如:“坚持实录的态度，就是忠实于一切事实，忠实于客观存在，那结果就会不管封建统治阶级的愿望以及作者的歷史观如何，必然反映了客观实际的错综复杂的情况，因而不可避免地反映了客观实际的矛盾和斗争，即客观实际的真实的歷史。”。但是只因为要在修改和增补版里採用了我的观点，以自圆其说而反驳我的观点，就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如“司马迁的实录并不是完全被动地直录一切事实，而是有所选择地寓其理想于那些实录之间的”，承认了司马迁进步世界观的作用，但是到了另一个地方笔锋一转又说"“司马迁继《春秋》作《史记》，也是要通过具体的客观歷史事实来表明封建社会的全部的思想体系的，包括天道观`歷史观`道德观等等”，又坚持了司马迁的《史记》是“继春秋”的错误观点

既然认定司马迁是用实录的创作方法来客观地自然主义地记录一切，“不可避免地反映了客观的矛盾和斗争”，那就再用不著作家的主观意识起作用了，然而季先生又在另一个地方说，司马迁是“有所选择地寓其真相于那些实录之间”。主观意识又在起作用了。为什么不能自圆其说?这是因为司马迁的伟大和《史记》的辉煌，并不是来自于实录，而是来自于司马迁进步思想指导下的“实录”，是来自于他的黄老世界观。季先生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致使他始终不能自圆其说

至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季先生也仍然承袭了旧说，错误地认为司马迁的思想体系是属于儒家。其实从司马迁的家学渊源，从当时窦太后的统治思想，从西汉社会的风气，从司马迁所受的思想薰陶，从司马迁的生活环境及经歷，都只能形成他的黄老世界观。这在季先生的修改本里，虽然也有这方面的增补，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即既要保持原来的观点，坚持司马迁是儒家，又不能不承认黄老思想在司马迁思想中所起的作用，于是就又出现了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

要守住旧有的阵地，保住权威的招牌，就只能抱残守缺，辛辛苦苦地修修补补了。

实录一说，源自于东汉班固的《汉书》。他在指出他认为的《史记》之“此其所蔽也”的四个方面之后，是根据司马迁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而“故谓之实录”的。

古代的太史，大都有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其中又有程度的不同。齐太史三兄弟和晋太史董狐，是有事必录的直书。但是否能记下事情背后的活动和企图，那就不免要阙如或有失史实的地方。孔子的《春秋》，恐怕连齐晋太史的直书也比不上。因为他要为长者讳，又藐视下层人民在歷史上起的作用，就更称不上是实录了。仔细考察除《史记》以外的二十几史，史家都是在自己的笔下流露出了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绪色彩。因此也都有褒贬不当的地方。远的不说，就拿郭沫若来说，在写李自成之死上，他就有意欺骗世人，要把出家活著的李自成，倒在地主武装的屠刀下;在为曹操翻案而写的《蔡文姬》中，把曹操治下恭维成“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把几次“屠城”残杀男女老幼的刽子手涂抹成救世主；而另外一些编歷史课本的先生，在解放初，把陈胜吴广起义的口号，写成是除暴秦，文化大革命中又改成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其实真正的起义口号是大楚兴，陈胜王。由此看来，古今一体，忠实于客观歷史，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像季先生所说的那种不用自己的思想去指导写史的“实录”，在二十五史上还没有出现过。

在落后思想指导下写出的歷史，有符合客观歷史的部分，也有不少不符合的部分;用进步的思想指导下写的歷史，不免也有失实之处，但是符合客观歷史的地方，却必然是大大超过前者。司马迁的伟大和《史记》的辉煌，根本原因不是季先生所反復强调的实录，而是司马迁的黄老思想。班固所称赞的实录，其实是这种思想作用下的结果。下面再以简表对照我与季对司马迁不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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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司马迁的世界观 写史的原则 司马迁的世界观性质 写作动机、目的、 《史记》对统治者产生的效果 决定《史记》之所以伟大的原因

季的 儒家的 孔子春秋笔法 落后的 巴结讨好汉武帝及汉朝统治者 被历朝统治者查禁焚毁 是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实录”所起作用

朱的 黄老的 不虚美不隐恶 进步的 揭露鞭挞汉武帝及汉朝统治者 受到国内外进步人士的崇敬 是进步的世界观所起的决定作用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我与季在对司马迁的评论上，是论点、论证、结论都完全不同，论据之所以完全相同，是因为我认为，要同样採用对方的论据进行驳正，才最为有针对性，才最有充分的说服力。

无论是对过去的，还是希望于现在和将来的，主张不要进步思想指导，只要有单纯的创作方法，便可以写出伟大不朽的著品来，都只能是痴人说梦，自欺欺人的妄语。

附一：上面的文章，只能算是一个提纲。原文最初动笔于1957年，定稿于1980年初。原来的题目是“试论司马迁的黄老思想及其《史记》”，副题是“兼评季镇淮先生《司马迁》中的错误观点”。约一万多字。因为主要是批驳季镇淮在他写的《司马迁》一书中的错误观点，所以，写成以后寄给季镇淮审查：一、是否对他的文章有断章取义和有歪曲等不当的地方；二、。是否有粗暴不实的指责乱扣帽子的地方。数月以后，季在我的文稿最后一页的反面写了一行字，主要意思是：我们两个人都对，你是从这面论述的，我是从那面论述的。季这种敷衍的态度，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到了1984年，便将该文寄给湖北日报编辑部，他们又转寄给季的工作单位——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征取意见。该单位给编辑部的回復是：该文对司马迁的肯定超过了季镇淮，这正是即将到来的运动所批判的对象。 湖北日报编辑部在退回稿件时，转述了不能刊用的原因。文革后，季又以权威的专家身份出了“修订本”。然而只不过是略微润泽了一下他原来的观点，再将我的观点揉了进去。但是，因为是“这面那面”而不是“一面”的观点，所以，就出现了相当多的互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对季的这种作法，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故将原文的提纲放在这里。供有兴趣于此的人参考。

附二:司马迁简歷: 20 多岁出游， 30多岁任郎中， 38岁受宫刑，42岁开始写《史记》，44岁为太史令， 50岁任中书令， 53岁《报任安书》，55岁《史记》定稿，约在59岁的时候逝世。

4、毛志成先生妄解甲骨文中的“女”

《文学自由谈》97年第4期上，毛志成先生在《"女文学史"妄拟》中的:

“查查最早的文字之一──金文（朱按：既然是“最早”就只有甲骨文，“金文”的出现是在甲骨文之后），那‘女’字写做一个女人下跪模样，且发‘奴’音。女人被男人弄到手为妻，称之为娶。在金文中，这个‘娶’字字形为‘以手捉耳’。因这种事多发生在黄昏，故而那个‘婚’字也无非解义为‘黄昏抢女’。做了人妻又怎么样，看看那个‘妻’字形，无非是一个女人的头上顶著个篓子模样的东西。‘嫁’字取音为"贾"，买卖之意了。”

上面这段文字，如果作为虚构的故事看，那倒是蛮有趣的。可惜所涉及到的是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领域内的知识，因而就都犯瞭望文生义以今解古牵强附会的毛病。又因为毛志成先生是知名作家，此说就更能起到误导读者的效果。

无论在甲文和金文中“女”的字形，并不是“下跪模样”而是正襟危坐的模样。古时候没有椅凳，只能坐在地上铺的类似今日座垫的席上也就是“席地而坐”。所以孔子才要"席不正，不坐"。对于古人的坐法，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107页）中有较全面而精当的注释:"古人的坐法有几种，恭敬的屈著两膝，膝盖著地，而足跟乘著臀部。作客和见客时必须如此。……省力的坐法是脚板著地，两膝耸起，臀部向下而不贴地，和蹲一样。……最不恭敬的坐法是臀部贴地，两腿张开，平放而直伸，像箕一样，叫做"箕踞"。

在最早的甲文和稍后的金文中，男人和女人的"下跪模样"以及今天日本男人与女人学著的"下跪模样"，其实正是中国古人"作客和见客"时候的恭敬坐法。在甲文中表示"下跪模样"的字也是有的，那就是"跽"，从"跽"的甲骨文字形上看，是一个人小腿贴地，大腿挺直，与小腿保持 90 度的直角，上身则是弯屈匍匐著的。这与双手放在膝上，臀部乘于足上的坐法是绝不相同的。至于孔子平时所经常用的蹲法，在河南鄂北等地广大的农村中，至今也还是十分流行的。而表示不恭坐法的那就是谋刺秦王未遂而受创倚柱荆轲的"箕踞"坐法了。此外"妻"头上顶的也不可能是"篓子模样的东西"，至于“婚”和“娶”两字，因为是形声而不是会意。也就不能用声傍的“意”羼入形傍的“意”，而错误地把“婚”说是“黄昏抡女”，把“娶”老婆说成“以手捉耳”。再从音韵上说，“女”也不是“且发奴音”，“嫁”与“贾”在先秦虽然都属鱼部，但是在音韵的形成上并无因果关系。说“女”因“奴”而发“奴”音，说“嫁”因“贾”而发“贾”音，都是因为"妄拟"的需要而虚构出来的无稽之谈。因为作者对文字和音韵的不甚了了，因之而来的训诂，也就不免是盲人摸象了

这使我想起了一位早已过世的编辑，为了漏校一字，便自己掌嘴打肿了半边脸，又将肿脸摄影放大，并写上“一字之失，终身之耻”，压在办公桌上的玻璃板下，作家先生们是不是也应该从这位尊敬的编辑先生身上学习这种对读者对刊物认真负责的精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