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最深的几任原襄阳县委书记

1952年复员回到襄阳县，旋即被派到襄阳县的西北利亚——与河南搭界的一个村小教书。到1960年大学毕业回县后，才开始耳闻目睹了几任县委书记的风采。

1962年在县医院住院治病期间，从襄北乡镇干部病友的口中，听说了县委书记刘继河到襄北视察的故事。

刘书记进村后就问：怎么村里村外的榆树皮都被剥光了？在一再催问下大队书记才结结巴巴地说是社员们吃了。刘书记面色凝重地注视着大队书记低下的头。

午饭时，刘书记被请进小餐厅。刚跨进门槛，刘书记看到屋中央大园桌上的鸡鸭鱼肉就停下了脚步说：你们吃吧，我去了解一下大食堂的情况，说罢转身走了。当大队书记找到刘书记时，刘书记正和社员蹲在一起已经喝下了半碗稀溜溜的野菜清汤。

以后就给全县类似这样的大食堂拨下来了粮食。在饿死人的年代，襄阳县竟然没有饿死过一个人。不久，刘继河书记就离开了襄阳县。在老百姓中都一直流传着，刘书记为救老百姓动用了国库储备粮受了处分！襄阳县的老一代农民都想念着刘继河书记！

原襄阳县虽然也称为县城，其基础建设比一般大一点的乡镇好不了多少：整个县城没有一个公共厕所，街道狭窄，市面凌乱。曺野县委书记涖任以后，下车伊始，就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大街小巷中实地调查。此后街道中逐渐有了厕所，逐渐街道拓宽了，也开始铺上了水泥地面，市面秩序也有所改善，襄阳县开始有了县城的感觉。老百姓都在口耳相传着曺书记一桩桩不辞辛劳一心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动人事情。然而不久曺书记也悄悄地被调走了。

襄阳市能有现在如此大的巨变，不要忘了它的奠基人——县委书记曺野！

大约在1981年调到县师范学校任教，以后受聘为县政协委员，换届后为县政协常委，于是有了接近县领导的机会。期间印象最深的是在政协大会上新上任的县委书记在谈话与报告时，全用的是普通话。座谈会上又亲自为身边政协委员剥桔子递到手上。虽然是小事，却是此前从未有过的。以后为了刹住盛行的大吃大喝风，规定了干部到基层办事，只准四菜（两荤两素）一汤。当时恰逢我被教育局和政协联办的教学改革报告团举为专家，每逢周六周日就到全县各区镇作巡回报告。午饭就必然要在该处用餐。每到一地，下车伊始，小车司机就被该单位后勤人员热情接待询问上次用餐情况。午饭时两席偌大的桌面上便摆满了两层钵盘碗碟，鸡鸭鱼肉，煎炒烹炸，不同品牌的名酒名烟也是好几瓶好几种。落座后主人首先宣布：这是招待专家的，不算违规！而我这个“屌专家”是天生不烟不酒且厌烦大吃大喝的。十分钟内我就离席去准备下午的讲稿。他们一直吃喝到近三个钟头。

小车司机透露给我：最倒霉的是给县委书记开车的司机，书记每巡查到一处，必然是四菜一汤，两荤也必然是小小一碟萝卜上面盖上四五片薄薄的肉片，无酒无烟,熬得这位司机嘴里直流清水。

这正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只一个，对策却是花样百出千万个。到最后这位可尊敬的书生书记不但没有刹住大吃大喝风，事后大约两三个月，连自己也被莫名其妙地悄无声气地离开了襄阳县。

文革中的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在当了十年“准右派”接着又被领导赏封为地富反坏右特务和现行反革命等十恶不赦罪行大黑帮，斗了两年后终于渴望来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大调查。原是深信调查结果必然是证明我的清白，岂料取回来的证明，竟然是证明我在1943年在重庆市参加地下革命工作的内容。这就触怒了打我黑帮的一伙坏蛋：“不能把黑黑的调查成红红的！”重新选派精干重新调查，第二次取回的证明内容仍然和前次一样，还是坚持不承认。经过原襄阳县委研究确认后派张贵轩副书记亲自到校本着“实事求是原则”“做工作”并监督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宣读证明的内容。县委的确认，无疑是救了我的命！然而，事后这一伙坏蛋反而变本加厉对我进行迫害。一直到“落实三个文件”清理造反派中被抬到医院抢救。原襄阳县委办公室知道后，派两位工作人员强行解除拘押送我走出森严的门岗，让我回家养病。这是原襄阳县委在“群众专政”高压下冒着危险，又一次地救了我。

这些县委书记，都和胡耀邦、朱镕基、胡锦涛等等一样，是真正一心为百姓办好事的大好人，在有生之年，永远感恩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