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十年”（修订稿）

1956年同在华师中文系读书的方衡生虽是我的下铺，那个时候都忙于“勤工”，虽然天天在一起，彼此却很少交谈。方和小师妹黄赛琴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都比我这个调干生小10岁，也就是我比他们先活了十年。形成我的世界观（深信人性善，活着对世界作点贡献生命才有价值，因此含辛茹苦收养女弃婴并养育她的晚辈成才）；人生观（笃守助人为快乐之本的信条，是我的钱只要你用的比我用的有价值虽陌生人也必然倾囊相助——年老后才有所改变，正直敢言不计利害不畏权贵不谋私利）；道德观（终生不害人、不落井下石、不伤害弱者、不利用别人的缺点弱点做有利自己的事、在文革中劳改子弟和富家子弟逼供诱供中要我在师生中指出参加我组织的所谓“暴动”者，把我打死过去喷醒后仍然坚拒冤枉好人）的也就是在这十年内在艾思奇《大众哲学》帮助下打下了三观牢固的基础。这不平凡的十年，是我生命质的飞跃，是三观的具体实践和锻炼。这十年指的是从1939年被收容的乞儿到1949年解放军战士的十年。1939年11岁被收容到战时儿童保育院，接受了革命烈属赵君陶院长的进步思想影响：即建立一个没有贪官污吏独裁腐败的国家。13岁已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背得滚瓜烂熟，憧憬着人人有饭吃，孩子有书读，农人有地种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至今溶入骨髓。因此在1943年15岁时就毅然绝然放弃了公费农科中专生的学籍与舒适优裕的中专生生活和毕业后农业推广站技术员的稳定工作和收入，到国民党特务印刷机关卧底当奴隶般的学徒，面试时只有我一个，当时我是黑瘦，矮小，孤身一人来自沦陷区的小难童，和在重庆也无任何亲友可依靠的身世背景，三言两语之后便录用了。从此我就从人间坠入了地狱。

在1956年华师中文系招收的应届高中生中大多是如方、黄一样朴朴实实地求学深造老老实实学习的学生，但其中也不乏追求名利淫色之徒。报到的第三天早晨，对面高铺上来自宜昌师范的邓见室中只有我二人便向我哭诉他求学生活的艰困，我当即承诺每月从我14元的调干津贴中资助他两元。在我这14元中除了要交伙食费外，还要负担两个在生产队成了孤儿弟弟的生活，在此不堪重负情况下的两元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数。继后邓又多次向班委会要求为同学们服务，其实真正目的是进入班委会成为领导成员之一。反右第一天我就因不开政治课的大字报首当其冲地受到批斗。邓一马当先第一个无限上纲上线慷慨激昂地发言，企图在政治上再捞一票。到下午继续开会时，却意外由系领导公开了宜昌师范党委的来函，在全班几番批斗中邓巧舌如簧的嘴却哑了最后被定为极右，押他去劳教时，他还假惺惺来到我面前说以后会还我的钱。耻其为人，我扭过头一言不发。前些年，邓早已平反安排在中学教书。在同学联谊会上也少不了他活动的身影，至今却不见他还我一分钱，足见此人世故之深和狡诈虚伪的本性；还有一个武汉的高中应届生余，高个，微驼，是班团支部的组织委员，每天上课时候在教室里就很少见到他的踪影。不久就与一位姓颜的同班女同学结了婚，使其难产而夭。每当我会上发言，余必随即横加干涉阻止与批判，虽班长兼团支部书记的金复基指其不当，余仍声色俱厉蛮横坚持。我一直在奇怪中保持沉默，坚持忍让包容比我年轻人的无端指责而不反驳。反右中系领导明确表态对我解放不再开我的批斗会，班团支部委托他通知我这个无异特赦的喜讯，余却不通知我，使我直到毕业的几年中因担心批斗如待死之囚而日日夜夜如坐针毡惴惴不安，在长年忧心如焚中身体衰弱患上了肺病吐血不止，因此产生的政治自卑严重地伤害了我的正常学习生活和与同学间的正常交往。余年纪不大，竟然如此阴险毒辣！在调干生中也不乏此类人，如在我毕业审查结论中诬我有严重历史问题不可重用的陶。某些当了干部的同学反感我对这类人的揭发。是无异砍了人的手脚却不准呻吟呼痛，害了好人的性命却反对诉说冤屈。不平不允许鸣，要在流血的伤口上封上水泥以示公允；鲁迅先生说过：“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因为这类人不是恶魔刽子手，也是同谋犯或利益共同体，他们的为掩饰罪恶反对揭露恶人的说教只不过是骗糊涂人的鬼话，是信不得的。我发现至今在调干生和应届生中就有保护这类魑魅魍魉的信嘴雌黄，他们是表面公允实质上却是其心可诛的伪君子。

话说回来，我经常怀揣着国民党特务从根据地解放区侦查的新四军八路军布防活动情况及特务对川云贵进步人士侦缉情况汇总的情报，在走在前面约五米外上线的引导下先后送到重庆共产党的五个住地不同的地下机关。华师中文系有一次政治学习讨论毛主席到重庆是为了备战还是为了和平，在当时极左思潮影响下都主张是为了备战，唯有我一个申明是为了争取和平。后来系领导也同意了我的观点。因为当时我把国民党特务机关密印的64开大的《剿匪手册》清样送交到共产党地下机关，拆穿了国民党真备战假和谈的阴谋，有力地支持了共产党当时力主和平反对内战的主张。

1945年日本投降后，周公馆青年工作部（化名周青）指示我的上线带领我们这个临时组成的四人小组利用难童遣返回襄阳老家之便转移到桐柏山根据地去报到。但是回到襄阳不久就被抓了壮丁。从此便与上线和重庆的周青失去了联系，成了地下工作中的散兵游勇。遂独立自觉地坚持进行地下活动：如当壮丁时曾组织壮丁暴动，后因走漏消息而停止，如当国军时因策反排长险遭枪杀，如在开赴西北作战的前夜组织掩护四个班长临阵脱逃，第二天作战时该连因此一触即溃，如随伪西安通讯第四团撤退到成都时，传言要发枪与解放军打游击，便立即伺机潜离了该部，后知该部起义，即由成都出发东行500多里外的内江东面小镇，向解放军政治处报到，经过严格审查，分派到司令部警卫连任战士兼文化教员工作。1952年复员到地方村小教书。

文革清队时在四川壁山中学工作的李荣禄，在文革清理阶级队伍外调中，路过他的老家襄阳时告诉我们，在我们潜离重庆的当天天亮后，特务才发现我们已经走了。便立即将李荣禄抓进白公馆追查我们的行踪。白公馆特务马上派出追捕小组进行追捕。追捕活动一直延续到1948年襄阳的第一次解放，特务才悻悻地返回重庆再次提审在押的李荣禄。重庆临解放的前夜，白公馆特务亮着手电逐一核对着姓名与相片到李荣禄时按下他的头喝令他不要动，其他的同志全部押出被屠杀。第二天璧山中学的国民党党员联名具保要回了幸存的李荣禄。

我的在特务机关里的卧底，与一般在机关在部队参加革命的同志不同，他们上有领导指示，身边有同志帮助；而我实在是趴在老虎嘴里拔虎牙。上边无领导，身边无同志。偶一疏忽立即就会粉身碎骨，使我养成了时时提防处处谨慎严格保密的习惯。何况在重庆的地下工作时，也知道在有共产党的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情报机关的同时，也有国民党的情报人员打入共产党的领导机关，这类领导是红皮糠心白萝卜，老百姓所说比国民党还要国民党的就是这类人 。

为了不被打入的国民党特务暗害，对这段历史更是要严加保密的。

所以这段历史，无论在档案里，在上级领导面前，在亲友中，在其他任何情况下从不提及。纵使文革中被当成国民党大特务打死过去喷醒后依旧不亮出这段历史。直到文革清队中将自己列为国民党大特务深刨细挖的外调中，竟然挖出了证人出的证据：“朱毅同志由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在解放前的重庆参加了地下革命工作”；学校一把手和他的心腹打手都不承认这个证明材料:不能把黑黑的外调成红红的。随即再派出精干外调组重新去调查，回来后证据内容依旧同前。后经原襄阳县委再次调查研究后确认这段历史是真实的，并派县委副书记张贵轩同志亲自到县一中做说服工作：“我们共产党工作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清查出了历史反革命是功劳；在清查中证明了一个同志的革命历史也是功劳”，督促学校领导于当晚教职员大会上宣读证据内容。之后却迫害加剧又改说我是贫下中农的叛徒。昏迷中被抬到医院抢救，县委知道后又派两名工作人员解除了对我的关押，送我走出森严的门岗，让我回家养病。这类残害我的人至今还在社会上散布是他们救了我的命。我的没有戴上反革命帽子，是宽大处理的结果。

共产党情报机关的领导人之一的潘汉年曾说过，参加这种工作的结局大都不怎么好。他动员自己的恋人关雷打入上海日伪高层，给重庆和延安送去了极有政治军事经济价值绝密的情报。全国解放后，关雷被戴上了大汉奸的帽子拘押软禁在一个偏僻的小镇里，与家人亲友完全断绝了一切联系。郁郁而终。潘汉年也因从事地下工作领导的关系被审查关进监狱。与之相比，我还算是幸运的。

前几年在外单位同志们的建议鼓励下，提出了退改离的申请。学校、教育局、区政府组织部和老干局都以作掩护地下工作的地上国民党的兵为据，拒绝了退改离的申请。

我的申请，既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在我的整个地下活动中，为了不暴露，没有受过一次表扬或记功的肯定，也从没有得到一分钱的报酬和奖赏，倒是用自己学徒的津贴交给上线作活动费），申请退改离，是为了保护这段历史中信仰的纯洁；既不是为了当模范，也不是为了加一分钱的工资，只不过是为了要求承认这段历史的真实性。

我为善良朴实的小师弟小师妹们的没有这类十年经历而庆幸！以上所言，如司马迁预言必然会引来某些达人的“诟弥甚耳”。相信小师弟和黄师妹不会，是不妨敞开心曲说说我的这十年的。

　　　　　　　行年96老朽朱毅于2022.4.2——4.30.重校。.

附：十年中的经历年表：

1939年春11岁，在讨饭中被收容到四川江北县土主镇直属第三保育院，接受革命烈属赵君陶的教育。

1942年考入重庆思克职业学校农科。与在重庆进行地下工作的同乡直三院同学李荣良取得联系。

1943年15岁离开思克职业学校到特务管辖下印刷所印刷车间当学徒。多次将印刷的特务内部绝密资料亲自送到重庆共产党的地下机关。

1945年17岁日本投降后，接受周公馆青年工作部（化名周青）的指示，参加临时组成的四人小组返回襄阳后到桐柏山根据地报到。

1946年18岁被抓壮丁押送至武汉时曾经组织壮丁暴动，因泄密失败；被交到陕西胡宗南部时，因策反排长险遭枪杀；后复组织掩护四个班长临阵脱逃，致该连次日作战时一触即溃。1947年为了生活到当时西安的通讯第四团当架线兵。

1949年21岁随通四团溃退至成都，听说要发枪拉上山与解放军打游击，遂潜离该部。后知道该部起义在内江集训，即步行500多里向解放军政治处报到，经审查后分配到司令部警卫连任战士兼文化教员工作。

1952年24岁复员到地方村小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