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有重大历史问题，不可重用”的政审结论

是华师陶才碧对我的恶意诬陷

一、自我介绍.

　　 我叫朱毅，现年83岁，家庭是三代人要饭，两代人当童养媳。本人自小是乞儿，后为保育院收容。1939年接受进步教育,1943年参加重庆地下工作,1945至1948年被白公馆特务追扑（证明人：四川壁山中学李荣禄，文革清队调查组、文革时期襄阳县委副书记张贵轩、文革时期襄阳县教育局长兼文革工作组长石日宝）。1946年转赴桐柏山根据地中途被拉壮丁后交胡宗南第一军当兵,后被国民党军官认定是“赤谍”，在几被处决的情况下幸得杨排副和几位班长的救助得以免难，1948年逃至西安当小工、搬运夫、后方架线通讯兵,1949年在成都,闻知该部将垃上山与解放军打游击时脱离该部,后听说已经起义,即向接受该部起义的解放军政治部要求参军,经政治审查后分配至野战司令部警卫连任战士兼文化教员职务.部队完成成渝铁路勘探、修建，通车的任务后转为西南铁路公安，1952年复员为小学教员，1956年录取在华师中文系。1960年毕业后分配至襄阳县一中任语文教员文革后调至襄阳县师范教书。

　 二、政审经过.

　　 毕业分配前，女共产党员陶才碧在政治审查中对我进行了恶意的政治陷害，致使我以后的历年蒙受致命的灾难。　　

　　　　 大四下时，陶才碧传我去谈话。我站在她的桌子前。　　

　　 “你叫朱毅？”冷着脸。　　

　　 “是！”奇怪她竟然是这样的态度。　　

　　 “把你在成都脱离国民党部队后几个月的生活情况、证人姓名、证人住址马上交来审查！”　　

　　 “好！”　　

　　 “去吧！”　　

　　 “是！”　　

　　大约一个小时后交给了她。第二天又传我去：　　

　　 “把证人特征要交待清楚！”色厉词严了。半小时后交给了她。以后又传去要再补充。这段历史原是由解放军政治处审查作出结论后，才批准我重新报到分配到司令部警卫连的。以后又经西南铁路局政治处审查结论了的。怎么会在陶这里出了问题？但是，我对自己的历史是最清楚的：我没有任何问题！　　

　　又一次：　　

　　 “你真当过解放军？”　　

　　 “有复员证可以证明，我现在还是预备役军人哩。”　　

　　 “把复员证交出来审查！”　　

　　又立马交给她。　　

　　和陶接触过的同学洪炜小声点拨我：见到她时，不要直呼其名，要喊“陶大姐”。再去时，要给她的小孩子买点东西！　

　　哦！我恍然，可是更反感。若论革命老资格还轮不到你。至于给孩子买点东西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就完全是行贿，解放前在重庆之所以搞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憎恨国民党的这种腐败，当然是坚决不干的。约一周后又传我去，她是英姿焕发怒气冲天了：　　

　　 “我们已经派人去成都调查过了，没有这个地址，也没有找到一个证人。你要老老实实向组织交待清楚！想蒙混过关是痴心妄想！”我懞了：怎么会呢？！　

　　 “好好想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去，重新写一分来！”　　

　　问题严重了！我赶忙找到地理系图书室，借到了新版旧版的成都市地图。参照地图画出了证人的住地，再画出住地的四邻和标志性的建筑，又用连续的虚线箭头指引出寻找的路线，再用醒目的颜色进行标注说明。

　　 以后陶才碧没有再传我去。我也认为已经清楚结束。但是，事情并没有了结，在毕业以后工作中的小四清和大四清等运动中，虽然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群众，却每次都是重点审查的对象，事实上，我已经成了典型的反面教员。生活、工作、待遇，比戴帽的右派、地主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留用的坏分子还差百倍，比如每次分配住房，我总是和“份子”分在同一间最偏僻最阴暗最低矮的破危房里。有一次我用两天的时间，把一间进出要低头的十二个平米的堆满了多年破旧废物的房间整理、洒扫、清洗出来后，才让一个地主份子也挤住进来。心里明白，这个地主是负有监视我的任务的。我成了学校历次运动中的“反面教员”“活老虎”。延至文革，开除留用的坏分子等几乎都成了组织依靠的中坚骨干力量，个个成了坚定的革命左派。在学校开始文革的第一天，我就立刻被关进小屋，当时学校里的地主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留用的坏分子、戴帽右派分子、国民党三青团区委书记都成了斗争我的最为积极的坚定革命左派，他们给我写的大字报标题，赫然就是沿用国民党围剿共产党时的标语口号“彻底铲除”。他们成了在刑审中把我打死过去的骨干。要我交待出陶才碧政审结论中给我栽赃上的“重大”的“反革命历史问题”，如当大特务的罪行，冒充解放军的罪行、由此再延伸出我是漏划大地主、漏划大右派、潜伏的国民党大军官、指挥并组织反革命暴乱的现行反革命。不承认？打死过去后，倒拖到水龙头下冲醒后再刑审。直到再一次揭发批判我的发言中，我才醒悟到：他们是根据陶才碧放进档案中的毕业政治审查结论：“此人有重大历史问题，不可重用!"才认定我是有“重大历史问题”的反革命。　　

　　原来如此！这是共产党员陶才碧这个臭婆娘在政审中下的毒手！给开除留用的坏分子等制造出了置我于死地的借口。　　

　　有幸活到文革的清队运动。内查外调人员又要去了曾经给过陶才碧的成都一段历史的证人及住址。他们到了成都却立即轻易顺利地找到了证人取回了证明材料。　　

　　由此可以证明，以前陶才碧在政治审查时说派人去成都调查过了的话，完全是谎话！她依据谎话给我下了政治结论，她用这种谎话政治结论判了我政治生命的死刑，她用这种谎话使我进了“另册”，她用她亲手制造出的谎话使我油炸火烧中死去活来！这个臭婆娘为什么要这样？我与她素不相识，在小教室大教室图书阅览室等学习的地方，从来没有见过她的身影。只是偶而在学院的路上，看到她拐着一双半解放小脚迈着外八字形的步子，身高将近一米五，有着一张在下巴处几乎成锐角的三角脸，稀疏的短发紧贴在后脑门儿上。这也是晃眼瞬间闪过，我也无从开罪于她呀！莫非是我见面就直呼其名而没有尊称“陶大姐”而伤了她的自尊惹恼了她？那也不应该如此凶残地草菅人命置我于死地呀！　　

　　 平反的时候，我要求华师中文系和陶才碧，撤销档案中的不实之词，并发还我的解放军人复员证。当时中文系的领导将我的申诉交给陶才碧。以后就不了了之置之不理了。陶才碧后来还不屑地振振有词地责怪我不应该申诉，理由是：“当时社会上是极左思潮，能怪得着我吗？”可是，极左思潮也不是叫你恶意扯谎害人呵！　　

　　 陶才碧在政治审查中的蓄意陷害，与极左思潮是毫无关系的。由个人卑劣思想品质造成的罪恶，不能推给当时的政治倾向。文革清队时期的极左思潮比之于1960年毕业分配审查时的极左思潮更左，但是清队外调人员为什么却能在外调中实事求是？当时的襄阳县委为什么经过研究审核而予以确认？这只能证明陶才碧的政治陷害完全与极左思想无关，是由她个人的思想品质所决定的，应该由她负责，用拉大旗作虎皮文过饰非的卑劣手段是不管用的。而华师中文系领导的当时不认真审查毕业政审结论，文革后平反时又将申诉陶才碧的材料交给陶才碧本人后就不闻不问了。这对当时党中央三令五申的平反政策，是一个明显的对抗，也说明了这些人从骨子里依然是在“响当当硬邦邦”，更可能至今还在享受文革的“成果”。既使撇开党性和职责不说，单就知识分子良知而言，他们也该扪心自问：“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还稍稍有点人类的良知吗？

　　这个问题，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都是应该解决的问题。无论过去与现在，执政不为民，都应该受到应有的谴责！还活着的当事人及陶才碧，深夜梦回，如果还是感觉不到良心的自责进行补救而行若无事，或曲意诡辩，就只能由我年年在网上诉之于社会，对他们的恶行进行谴责了！不管他们是老了病了死了，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将这个谴责继续下去！让后来的青年人知道在社会上有过这类人渣人兽！而汲取教训，在自己的工作生活中要谨防此类坏人！　 朱毅于2009年11月19 重发于2010.11.21.

据可靠消息，这条雌鸭嘴兽，生活在栽赃陷害好人的基础上，还是优于被她害苦了的好人。虽然生活上有点小小的波折，但在政治上却仍然赖在金光大道上依旧在享受着用好人的血和毁灭的青春建立起来的幸福！此人虽毕业于中文系，于经史子集不沾边，于诸子百家边不沾，于教授讲义如摸象，就是全凭栽赃陷害好人红了起来才留作助教。这也是这条东西最为得意之处。所以还得要其在耻辱柱上亮亮她骄人几等的发家史。　　

　　　　　　　　　　　　　　　　　　　　补记于2018.11.30.